Q：王石说他从不行贿，不是“装纯”？
A：他说不行贿，我觉得是说“我不行”，但不等于底下的人不行贿。万科被判刑、被抓起来的人比我们公司多得多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多了，所以他现在才说“我不行贿”，所以他才加强管理。
Q：在你的书里，提到王石的时候，感觉不像冯仑和小潘那么亲切？
A：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是朋友。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观点完全一致。
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骂王石“让员工只捐10块钱”的事儿，王石当时的压力很大，后来追加到捐一个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最开始说要以四个基金会为名义发起捐款，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震死了多少人。地震是下午两点多发生的，我们三点多就通电话，五点多开始行动，还要怎样？用钱和数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个错误。你现在都可以查，我当年是帮王石说话的。
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我认为超能力的爬山是种脑残的做法。你愿意去爬山就爬山，愿意游泳你就游泳，但一定要鼓吹或者强调，就不好了。
Q：王石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像在微博上他说，对当年重庆发生的一些事“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是懦弱错误的行为”。而他以前是不涉及这些言论的，你怎么看他的转变？
A：我觉得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后，言论和以前差别非常大。过去他很少转我的微博，但现在转了很多。我过去也基本上不看他的微博，他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但从哈佛回来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有两个王石：一个是哈佛前的王石，一个是从哈佛回来后的王石。以前那个王石，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但从哈佛回来以后，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Q：哈佛前的王石和你有很多观点上的不同？
你们不是这个圈子的，不知道。王石私下里经常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不能随便批评政府”。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
Q：为什么有这种变化？
A：他当年受过打击，那些打击对他可能有些影响。在哈佛可能受了良好教育，一下子变开放了，也可能因为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变超脱了。背后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哈佛前后是两个王石。
Q：王石说的“干儿子、亲儿子、私生子”没有道理吗？
A：没道理。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对他的保护也很不错啊，如果不保护，当年那次牢狱之灾后，他可能彻底没戏了。有些东西他心里应该清楚，没有这样一个老丈人，会不会比别人更惨？相比他，别人是不是更是私生子？
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而且万科有国有股啊，和我们起家是一样的。朱镕基开会的时候不是一样请他当顾问吗？他最初也不是以民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的。小潘才是‘私生子’，甚至连私生子都算不上。
Q：你经常调侃小潘，剥去那些调侃的东西，他是不是个好企业家？
A：小潘是非常成功的商人，我从来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分工，我做前头他做后头，我们有很多合作。他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为什么要把地给他呢？
Q：跳出地产圈，怎么看以马化腾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家？
A：他们摆脱了现有体制的困境，多数在境外上市，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摆脱了很多审批，可以自己去创造，并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初衷是什么，客观上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当然，他们很谨慎，你看马化腾发表过什么言论？他几乎是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说的人，但他用平台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
Q：你的书里说，你的父母对党非常忠诚，你能理解吗？
A：我非常理解。尽管他们没有那么多知识，甚至不会用电脑，但他们在传统的意识中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他们奋斗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
我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开始懂了马列才去参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的书里头，也特别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用了“被动”一个词，被带动起来的。
Q：你当时挨骂最盛的时候，被人家扔鞋，如果父亲在现场会怎样，会帮忙拾起来？
A：他对我更多的可能还是信任，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会做坏事。我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没问题，他们知道我的品格、性格。
Q：你对党的感情不变，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必须面对的现实？
A：现实和信仰总是连在一起的。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是不好的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党的纲领、党的目标没有问题，而且一个这么大的党，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Q：你的书里几次提到商业部原部长王磊，当年他因为一篇报道就被撤职，真实的王磊是什么样的？
A：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认为一定是冤枉的，那些茅台酒是人家自己带的，你非得给人家算上钱，说成贪污腐败。但那个时候对当官的要求真是严。很多年轻人认为，凡是当官的都一样坏，其实不是那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新一代所谓当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年以前我就说新闻发言人要培训，要占领微博，但没有人做。过去老干部会这样吗？最典型的就是杜润生，他为什么能在农研室发现这么多人才？那些年轻人，不是共产党员时就能决定党的“一号文件”。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对承包制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巨大的。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都会听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没有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闯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这跟信仰有关，他们不是为了个人；而现在有些官，就是为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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