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的时间，冯艾的同事就迅速划分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们说社会分层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这件事上，似乎难以跨越。”对于年轻人和他们背后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在这座“大山”面前，毛峰决定绕道而行。2011年，毛峰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坚持着不买房的观点。在一家中央媒体人力资源部门供职的他，暂时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周转宿舍里。“60平方米两居室，我和另一个同事一人一间，设施齐全”，付给单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年。明年开始，他也要同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还没有女朋友，“从没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他说，即便每月要付几千元的租金，也不会考虑买房子。在他毕业那年，五环内的房价就已经涨到3万多元一平方米，“我觉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从此不再想这事，也不焦虑了。”
“买不买房，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几十万元握在手里，才有可能考虑买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万元，肯定不会对买房的事这么抵触。但除了父母赞助，年轻人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现象挺普遍。毛峰却说，基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我也不羡慕用家里的钱买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对于已经付过首付、拥有住房的年轻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数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评“银行和地产商一道，吞噬着年轻人的生活质量”。 “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没有房贷的负担，他本人是各种聚会的常客，还不时买票观看现场演出，或是听上几场音乐会，“日子过得很滋润”。
虽然拒绝买房，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价理论。“刚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价涨得这么离谱的原因。我不愿花那么多钱买一件这么不值的商品。房价早晚会跌回本来的价值上，在此之前的购房者都在玩"搏傻"游戏，等待比自己傻的人来接盘。”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价每平方米还未到一万元的2005年，人们和今天一样讨论着房价的水分和房价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价在短短几年内不断翻番，这令当初坚持“理性”、不置业的人们始料未及。连毛峰都不得不承认，“早知道房价会涨成这样，当年换作是谁都会去买，谁不买谁后悔”。但毛峰坚称“今不比昔”，在他看来，疯涨已是明日黄花，不会再出现了。
毛峰坦言，“不买房”的选择确实不是主流。他毕业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大都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视作必须。他的家人也说，既然在北京工作，还是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置一处房子。“近几年肯定继续租住，至于今后买不买房，还得看情况。房价不可能永远这么高，等跌下来再说吧！”
专家：年轻人买房是不是理所应当
十年之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6～10倍。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十分复杂。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巨大需求，货币供给过大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都是推高房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堆积的结果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实践者，如今的行业观察者与研究者认为，就北京而言，在“限购令”出台后，85%的购房者都符合“首次买房”和“首次改善”的标准，属于刚性需求。换言之，“刚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购房者的主体，他们支撑着现在的房价。但在“限购令”出台以前，40%的购房者为非京籍人群。那时的上涨中，投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其讨论高房价给年轻人买房带来的困难，不如讨论购房观念的偏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在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陈国强觉得，年轻人事业刚起步或是准备结婚就必须买房，恐怕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视年轻人买房为理所应当，是对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种误解，应当反思。其实年轻人解决住房难题的途径非常多元，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买不起新房子就买旧房子，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买房，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活水平。另外，年轻人工作变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买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牺牲了一部分未来选择的空间。所以陈国强建议年轻人更新居住观念，把人生的其他内容，比如事业发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买房视作头等大事。
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曾对大学毕业生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
他认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集中化趋势。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小城市开放度相对较低，就业中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城市丰富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是对毕业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环境、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好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大城市现象就更为突出。
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土地没有依恋，又受到“天之骄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宁愿留下来做“蚁族”，也不愿回到家乡。
廉思自己的置业之路也并不顺利。2008年时，尚在博士后流动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万元首付是“从父母那儿借的”。次年起他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教师，由于5000元的月供还款压力很大，他把这处房子出租了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他本人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为保障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陈国强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毫无疑问，目前的供给还严重不足。“但对于保障房的供应量，短期内还不能期待过高，因为政府从规划、落实地块，到资金配套，到建设、分配房源，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另外，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队是一个正常现象，陈国强介绍，在公屋制度比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请者为公共租赁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较普遍的。
该不该买房、何时买房、如何买房是年轻人该考虑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依赖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环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铁的车厢内，总能发现五颜六色的售房传单。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轻飘飘被踩在脚下的纸，成为压在很多年轻人肩上最沉重的梦想。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版文章中于琪、林庆、罗珍、陈晨、张庭、冯艾、毛峰、李舒均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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