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一点勇气就能带来收获。有人通过网络告诉曾珊,认识某某中央领导,可以帮忙。起初怀着一点希望,曾珊带着律师也去见,但这些人“总是狠夸海口,说自己认识谁谁谁,说到最后就要我卖房,要我出多少钱。”好在律师陪同,帮助曾珊甄别真假。“我们没有钱了,家里的房子都被封了,只是还能住,他们没有换锁。”
贵州小河案开庭时,曾珊听说那里汇集了很多大牌律师,又只身从北京坐火车赶到贵州;听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在某家律所讲课,曾珊在那里候着他,让他在自己写给最高院的免死呼吁上签了字……律师和学者安慰她时,都提到了吴英案,曾珊也因此怀抱希望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没有再更新微博,也没有做什么努力。在父亲被执刑后,曾珊愧疚地想起这个月。
端午节,曾珊从亲戚那里得知父亲的死刑可能会核准,她再度进京。这一次,在律师的安排下,她见到了主审法官康瑛。她天真的询问直击要害:“湖南方面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影响你们判决。”康瑛说,如果湖南那边能影响,这个案子我们早就核准了。
曾珊追问:“周强会不会影响你们?”康瑛说:“周强是院长,不负责拍案,是3个合议庭合议出来的。”曾珊还是不放心:“那你们判了那么多死刑,看多了喊冤枉的,会不会麻木?”得到的回复是让她“放心”:“我们不会麻木,一定查清楚所有的细节和证据。”
“他这样说,我就比较放心,因为如果查清楚了,我爸肯定是无罪的。”事后曾珊从官方消息获知,在康瑛跟她说这些话的同一天,最高法院核准了她父亲的死刑。
“理想”与官司
父亲被判刑之后,在律师从狱中带出的自述书中,曾珊第一次了解到父亲的抱负。
曾成杰高中毕业后,对家乡的父老立志发誓“自不成名不回家”。他承诺:一旦事业有成,定将无私奉献,尽全力捐资把农村面貌彻底改变。“一是捐资修公路,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让老百姓告别肩上的扁担那种肩挑手提的负担,我要修房子,要买小汽车,把马路修到家里来,将小车停进自己家的院坎里;二是要捐资安装自来水,让村里人都能喝上干干净净的自来水,告别那用水桶去井里挑水的情景;三是捐资架电,解决农村照明问题,告别煤油灯。”
他找来村里的泥工曾德位、木匠曾开凡,合伙成立建筑队,取名“新邵县土桥乡建筑公司扬世分公司”。通过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姨父帮忙,曾成杰得到了县乡镇企业局开出的几张介绍信,前往贵州、重庆各地联系承包工程。3个合伙人由曾成杰出资,开始外出承包工程。但是,大半年后,一无所得。
父亲规劝曾成杰在家种田一样可以谋生,他却嫌父亲“是个没文化的老实人,谨小慎微,哪敢冒什么风险呢?”于是瞒着父亲,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姐姐帮忙,找大队信用社借来一万元。他心里的底牌是:新疆的亲戚,“万一没搞成,跑到新疆去住到他们家里,帮他们做事。”
在他心里,最初的誓言远比能否还债重要。
这一点曾贤要比曾珊了解父亲:“我父亲就是有这个缺点,他重名不重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和合伙人重返贵州。几个月后,一万元花完,仍无进展,再度返乡。
此后几度往返,他说服父亲帮忙从信用社继续借得2万元。他们在贵州施秉县人民法院承包了一项办公楼加层改造工程,紧接着又承包了施秉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办公楼工程和施秉县税务局综合楼工程……工程接踵而至,眼看步入正轨时,3个合伙人之间的不信任隐患终于一发不可收,直至散伙。
这次矛盾给曾成杰带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他被举报贪污公司公款,并被收容审查,关押到县看守所,第一次遭遇抄家搜查。关押3个月后,曾成杰被保释。他认为其间存在“诬告”、“冤枉”,他再三要求还他清白,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冤狱”被曾成杰认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坎坷。此后经人介绍,1986年,他首度进入湘西吉首承包工程。这次他吸取教训,不再与任何人合伙承包工程。
在吉首的起家比贵州顺畅,但也官司不断。1993年底,他再一次被人以行贿罪告发。吉首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他关押半年后免予起诉。
曾成杰在当地大多做着“垫资工程”,纠纷也多因工程款导致。他第三次身陷囹圄也是因垫资纠纷的官司结下的梁子。
官司败诉方朱建华,妻子被泼硫酸毁容,怀疑幕后主使是曾成杰。1995年,曾成杰因此锒铛入狱两年。事后多年申诉,直至2007年才由湖南省高院责成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两次开庭改判无罪。曾要求对方赔偿1元,并登报道歉。
与曾成杰合作十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曾金(化名)参加了葬礼,感叹:“他一辈子上了无数次当。死了还在上人家当。他的棺木,买的是一个假家伙,买到才发现都是板子镶起来,用钉子钉起来的。农村里的风俗习惯是,棺木里不能有钉子或带铁,不然下辈子也出不来。”
“天问”
7月13日,曾成杰被执刑后第二日,曾珊在微博发出“天问”:“我父亲曾成杰被捕3个月后,法院还未立案,他的三馆公司资产就被湘西政府拍卖,这合法吗?!两审法院都未出具三馆公司的资产评估,就以集资诈骗判处我父亲死刑,这合理吗?!父亲于昨日(7月12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到现在都没有官方通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剥夺临终告别权,这合情吗?!”问题直切要害,但至今未得回复。
曾珊手捧父亲骨灰坐在开往家乡的车上,沪昆高速路上高频率晃眼而过的民间借贷巨型广告嘲讽着她的泪水。湘西非法集资事件虽已过去5年,一路却有迹可循。这场民间集资风潮最初由政府鼓励,公职人员大规模参与,以城市基础建设和矿产为由头,泛滥成一场政府难以控制的涨息融资危局,公职人员和消息人士连本带息撤资后,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最终导致接二连三极端群体性事件。曾成杰被献祭于收拾残局的祭台。
曾成杰身后,谁又是这场风波的最终获益者?曾珊的叹问中包含了答案。从曾家资产的最终流向清晰可见。
在曾成杰被带走后3个月,2009年1月7日,湘西自治州州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通报《吉首地区非法集资企业资产拍卖情况》:2009年1月6日上午9点半,湖南省拍卖行、湖南省拍卖公司在长沙市华雅国际大酒店三楼雨花厅联合对湘西州16家涉案企业资产包进行公开拍卖,经过竞价,16家企业资产包全部竞拍成功,除承担5.4692亿元债务外,成交额达34.985亿元。据媒体获悉,买方俱为国有独资企业。
取得三馆公司资产的主要是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根据律师取得的资料,前者股东是湖南省财政厅,后者股东为湖南省政府。两家公司均是国有独资企业。
法院回应媒体的质疑称,本案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评估,对于曾成杰以转移财产或者挂账方式设立的企业,当地政府根据处置湘西非法集资案件的需要,采取行政措施处置并无不当。
2013年6月1日,曾成杰在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亲笔信中写道,“我们的23.8亿元的资产“被”趁人之危,在我们被关押后不到3个月就非法处置了,所以导致本案至今无法公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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