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借条可贷百万
一觉醒来，街边冒出一堆借贷公司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
贺国桢回忆，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招牌。
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保险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马先生也成了一个“夹包族”。他介绍，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这类民间借贷与国家金融政策并不相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是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只许放贷，不许吸纳资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更是不能从事任何形式、性质的金融活动。
但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马先生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其中，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是黄金炒家，他的借条十分简陋，上百万资金的借贷手续就写在其珠宝城销售单据背面。
神木县，大砭窑煤矿。龚爱爱在此入股1500万元。
抵押房产借款放贷
“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
民间借贷网织成后，神木县几乎每家都被网罗其中。“不敢说100%参与，但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马先生说。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马先生透露，一些典当行是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经常有银行的职员或领导参与其中。通过这些人的职务便利，可从银行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贷。
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64岁的刘奠业是石油公司的退休工人，拿房子做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150万，月息6厘到7厘。贷出来的钱投进了典当行，能够获取2分5厘的利息。
这种做法很常见。一位工商银行小额放贷业务员透露，2010年到2011年，30万-50万元的抵押贷款，平均一天要操作20到30笔，周六日都要加班，抵押物大都是房产。贷款者丝毫不避讳用途，就是投入民间信贷吃利息。
如果手有余钱参与民间借贷算是风险投资，那么拿房子抵押贷款参与投资的人，“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此了。”马先生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至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神木的“民间高息借钱”在2012年夏天甚至传到了西安。西安商人王胜利多方打听后，将自己的商铺作价80万元转让，托在神木的老同学贺国桢借给了张孝昌。
贺国桢和张孝昌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前后4次借给张孝昌1380万元。贺说，最旺盛的时候，西安甚至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托关系主动要求把钱借给张孝昌。
知情者称，在向张孝昌借钱的人中，有许多公职人员甚至领导。但如今这些人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张扬。因为担心说出来后，别人会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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