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九成央企高管“土生土长”来自基层
据《国企》报道，任意选取了300名央企高管进行比对梳理。最后发现，多数央企高管的原始学历为本科。而且，尽管大学生在二三十年前堪称天之骄子，但这 300名高管进入央企时，有281人最初的工作在生产一线，比例超过90%。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最基层的工种，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会计师、科员等。
例如，1982年，在北新建材当了3年技术员的宋志平不满足于现状，决意改行做销售。尽管家人并不支持，但宋志平在这条道路上走了10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宋志平认为，这让他学会了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让我意识到温和也是一种力量。”直到现在，当他偶尔被销售电话骚扰时，他也会礼貌地谈几句。1993 年，36岁的宋志平成为了北新建材的一把手，成为业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如今，他是双料董事长：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外部董事、董事长。两家企业中，前者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后者正在努力进入。
再比如，1983年，孙兆学进入山西铝厂工作，最初的职位是调度员。12年时间，他成为第一矿的矿长。当时，第一矿的作业现场管理特别出色，工地整洁，工具摆放整齐。这些管理细节得到了当时来矿考察的领导的好评，孙兆学由此进入干部培养梯队。此后，孙兆学历任山西铝厂副厂长、厂长，中铝公司副总经理，并于2006年调任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
此外，还有一类“一把手”是由地方相应管理单位层层提拔而起，如中国电信的王晓初，曾任浙江省杭州市电信局局长，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局长，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及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中国联通的常小兵，曾历任南京市电信局副局长，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三）谁是最牛“跨界”高手？
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在央企大佬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几个阶段，是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军队、高校任职。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一是历史因素。原来的国家部委演变为企业，部委的各级官员自然就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
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最初成立之时，相当于国务院直属局级，归口石油工业部领导，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担任总经理；
二是一些政府、高校、媒体的从业者进入央企后，积功升迁至高管。比如，据《中国广播网》提供的简历资料，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的刘平春进入湖南日报工作。8年后，已成为知名媒体人的他进入华侨城集团，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三是直接从外单位调到央企担任高管，即所谓的空降高管。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任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奚国华出任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等。
此外，在党政要员中，有“央企高管”的履历的也并不少见，他们被称为“商而优则仕”
如有媒体统计，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早年间曾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曾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等。
（四）特殊身份高管：红色后代
不过，据《国企》梳理，在央企高管中，还有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红色后代，详情如下：
现任华侨城董事长任克雷是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的三子。任仲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积极实践者。任克雷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的论文，作为国务院参阅文件转发。担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期间，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纪的决择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成为深圳特区1991?2010年的发展规划。1993年，任克雷调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毛远建，湖南湘潭人。曾在山西省军区服役，现年57岁的他为中国电科副总。其父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全。毛远建曾担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助理,并参与了中铝公司与秘鲁铜矿的谈判，2008年出任现职。
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贺平，军衔为少将,是邓小平的三女婿,其父为1955年授衔少将贺彪。2010年,贺平辞去保利集团董事长一职,担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誉董事长。保利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小朝是杨尚昆同志的女婿，现年60岁。
现年52岁的中电投副总、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是李鹏的女儿。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曾因呼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而引发广泛关注。
（五）无法理顺的“级别”管理
由于央企“一把手”行政级别的存在，使得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无法理顺的管理现象。比如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
5月2日，国家能源局和电监会重组的新能源局确定了高层人事，从“一正四副”扩为“一正五副”。局长吴新雄为正部级，5位副局长中，史玉波、刘琦、王禹民为副部级。
对此，有分析认为，新能源局的低职高配更像是为应对监管对象。中国大型能源企业中，无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几大发电集团，以及神华集团（主营煤炭）和国家核电，都是“副部级”央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星久认为，“一个副部级单位要去管那么多同是副部级的企业，只能把领导的级别配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府想进一步解决能源领域群龙无首、权力过于分散的局面，级别达不到的话，可能影响决策和监管。”
与之相应，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指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将升格为副部级，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将统一归至中组部。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升级为副部级，是监管公平的体现。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即是副部级单位。就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等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而言，其高管的行政级别目前仅相当于局级待遇，与国有保险集团的地位和保险业的发展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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