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东认为，利用离婚来避税，在民法领域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行政法上，违背有关税法的规定，一旦查出可能要补缴税款。
但他也指出，协议离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存在主观性，无论税务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判断证据，因此此事极易陷入无从查处的境地。
离了婚的潘莉也对记者说：“你是可以追究我们责任，但是你凭什么界定我俩不是真的离婚呢？我就说我感情破裂了。”
陈耀东担心，这种状况也会诱发一些社会纠纷。他举例说，如果一对夫妻甲和乙要向另一对夫妻A和B卖房，为了避税，可以甲、乙离婚，A、B离婚，然后拥有住房的甲和A结婚，房屋再改到A的名下，然后双方各自离婚，再分别复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有人“人财两空”。
“如果连家都没有，一纸婚书就不重要了”
上周，天津市民童俊（化名）30余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
他和妻子痛快地分割了财产。名下的两套房产归他所有，其中一套由儿子童锐（化名）居住，而他们自住的一套面临拆迁。由于天津市一户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宅，他只能离婚，再以妻子的名义寻找住处。
今年春节以来，他们一直在找合适的二手房。起初还能看到一些好房子，等到“国五条”出来，很多房子被抢光了。
他们看中过天津梅江居住区一套200多万元的二手房。中介下午两点半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房，他们立即赶到后，发现前面已有四五户人家排队。而房主跟排队的第一家已经谈妥，就在回家取房本的路上又变卦了，“坐地涨5万元”。
童俊后来又看上一套房子，要买房，需要马上离婚。他们交了两万元订金，然后在一个下午去了婚姻登记处，第二天中午办完了手续。可手续办完了，房子让出价更高的人买走了。
夫妻俩离婚那天，儿子还跟他们开玩笑：“咱吃一顿吧？”他们说：吃什么呀，赶紧买房子吧！”
童锐从父母身上深刻地感受到了房子对百姓家庭的压力。父母在纠结于是否离婚时，给他打过电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他说，理智告诉他父母应该离婚，但是他又没法跟爸妈说“你们离婚吧”。
他本想考虑几天再作答复。没想到，父母的下一个电话就是告诉他“离了”。
童锐能感觉到，父母的注意力都在房子上。“房子是生存的事儿，安家的事儿，如果连家都没有，一纸婚书就不重要了。”
这个年轻人说，在自己的心目中，婚书也不是最重要的了。现实摆在这里，买房关系到家庭的富裕，也关系到下一代。
房市给婚姻观带来冲击
对于民政系统来说，房市对婚姻观的冲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2012年11月，天津市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管理处在全市征集了21篇婚姻登记方面的优秀理论文章，几乎每一篇的作者都指出了“功利性离婚”对婚姻观的冲击。
有婚姻登记工作者指出，婚姻本来是神圣的。为了谋取利益而离婚，是一种欺骗行为。这种现象影响到公众对婚姻的信心，也是对婚姻制度的破坏。
“这个问题反映出中国的离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位民政系统的干部对记者说。
有人指出，我国的婚姻法几经修改，更加尊重当事人意愿，离婚异常自由和低成本，“立等可取”。而有些国家，离婚有一定的缓冲期，值得我国借鉴。此外，亦可通过完善房贷等政策，让“假离婚”无利可图。
事实上，住房只是助长“假离婚”的众多因素之一。社保、户籍等因素，都可能催生虚假的婚姻。一位民政官员对记者说，如果是个别情况，那么是个人对婚姻不够尊重。但如果出现较多，说明在政策方面有待于完善。
很多人指出，功利性离婚不利于国家调控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量，也会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政策的科学性产生疑问。
陈耀东教授指出，任何一项政策推出之后，政策制定者都应该勇于面对现实，怀有一种纠错的勇气。房市的政策会引发诸多连锁反应，政府应该谨慎对待。如今“国五条”及其细则都已出台，各级政府有必要关注政策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全盘考量，然后作出下一步判断。
这位法学学者认为，社会上一些人通过离婚来规避法律、逃避税收，对道德观念造成了冲击，会不会引发其他连锁性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能否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对于这些，政策制定者应该尤其注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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