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从工业来看，2008年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增幅16%，接着像过山车似的急剧下滑，16%、14%、13%、10%、8%、7%、6%、最低到了2009年1、2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仅为2.8%。
当时总理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真出现负增长，影响就会很大。经过中央的审时度势，充分调查研究，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一致，各地方、各行业努力之后，必须承认中国是率先走经济低谷的国家。
中国的整体经济在2009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开始有所好转，尽管当时的数据还很扭曲，解释不了。经过2009年二季度的调整，上半年形势就比较明朗，经济开始回潮。
当然，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而不是常规措施。在当时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用通俗的话说，这些措施是强心针，否则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当然，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家评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30%多，造成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搞技术改造力度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还比如说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力度不够。
在那种情况下，淘汰落后工作非常难，怎么能让市场机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业能够保住，能够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做“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两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所以，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增长，不要使经济下滑，以致负增长。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工业如果负增长，GDP肯定就负了，那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要客观、科学的总结中央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决策。
刚才说的情况是2008全球经济危机前三年的情况。后两年遇到的问题和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又有不同，它比较平缓平滑。
首先，宏观调控所希望看到的经济速度不能再那么高，那么高的速度，环境支撑不了，能源支撑不了，资源支撑不了，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其次，经济发展也不能再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一萧条，进出口大幅度下滑，我们就要被迫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主线。经济运行到那时，既有大势的问题，也有积累的问题，还有眼前矛盾交织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各有评说，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来看还是起效果的。
我觉得，现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应对危机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来的，是得当的。比如，我们要把发展建立在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基点上，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扩大内需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更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产品的品种、质量，让人民放心，提到社会保障，让人民解除后顾之忧。我们还提出投资拉动的规模不能过大，年增长30%多不行，现在降到20%。更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更多靠内涵式发展，靠技术改造拉动，淘汰落后，防止避免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提出创新驱动企业是主体，这一路径解决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在改革上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要有路径图，要有时间表。而且重点指出了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觉得这些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上得出来正确的途径。
因此，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话说，“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应该统一认识。
我们要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或者是教训。但是要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经济不能垮掉，企业不要垮掉，用张德江同志的话讲“要留住企业这个根”，这些措施历史自有评说，我觉得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那些措施进行过多的指责，这也不是实事求是。
所以，我很赞同这句话，“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回过头来，情况变了，形势变了，过去有些做法现在不能延续，某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又要退出。
对于“1.6升汽车购置税减半”，就有人批评，城市道路搞成那么堵，都是工信部搞的。你们说发展小排量汽车，这个批评我们也要听，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那个决策，汽车工业垮掉了，它的产业链很长，我们的损失可能更大。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花点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我们今后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适当放缓，更加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推动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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