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决定出台意味着中共将想法“搞死”自己企业

　　【核心提示】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决定”。“《决定》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摘自《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9月19日，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就像早先承诺过的一样，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决定”。“《决定》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他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说，“对搞好国有企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决定》中“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党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也没有必要都搞好，就像后来《人民日报》所说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翻阅党的50年执政历史的全部记录，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608个行业中统治了604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1980年8月21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向全国人大讲解有关广东省和福建省新设立经济特区的情况。

　　江泽民采取这一方针，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过去20年来，中南海一直把振兴国有企业看作国内事务最重要的方面，从胡耀邦、赵紫阳这一代，到李鹏的两届总理任期，然后是现在的朱镕基，这些人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持有大相径庭的想法，但在这件事上都是不遗余力，却又全都无力回天。

　　江泽民在1999年走遍全国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承认“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生产经营面临困境，经济效益下降，负债率过高，富余人员较多，社会负担沉重，部分职工生活比较困难”。这番描绘一点都不过分。当日402种工业品中，有334种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每100台设备中，有65台是老掉牙的，其中大部分是20年前的，甚至还有50年前和60年前的;每100元资产，就有65元债务;每获得100元利润，就要支付38元的银行利息;每投资100元到生产中，就要拿出其中15元去搞办公楼、食堂、学校、托儿所这一类非生产的设施;每100个职工中，就有30个是多余的人;每100家国有企业中，就有42家亏损。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到现在还有18000亿元没有偿还。

　　中国人把节俭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这一年这笔钱大约有7万亿元，其中有不少被这些企业借去，而且让人不安的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比如“呆账”、“坏账”、“不良贷款”云云，意思是银行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还有个词叫“三角债”，意思是“你家欠我家，我家欠他家，他家又欠你家，谁也不还债”。

　　“讨债公司”由此成了一个挺热门的行当，这从报纸上面到处都是“讨债公司”的广告就可以知道。有个广告振振有词地说：“人马出动，债款归来。讨不来债不收钱，讨得债来分一半。”还有一些词，“逃债”、“废债”、“黄世仁害怕杨白劳”，意思是说企业借了钱不还，还理直气壮。除了有不还债的本领，他们还能让不赚钱的事业永远持续。那一年国有工厂每销售100元的东西，只有0.43元的利润，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来比较，就更加可怜，每100元资产只收回0.23元，尽管银行在过去三年降息7次，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是你要把100元存在银行里面什么也不干，这一年下来，还有一块多钱的利息呢。

　　面对这样一幅叫人伤感的图画，不说“有进有退”，又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一个堡垒了。现在中南海所谓“有进有退”的方针一出，堡垒可就要从内部颠覆，他们当初撰写“万言书”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全都没有用。

　　1999年秋天，当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奥克兰恢复时，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也洋溢着一派急切之情。中央委员们倒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阵营越来越小，而是忧虑：中国入世指日可待，我们那些过时的技术、落后的设备、亏损的企业、拖着一屁股坏账的银行，当然还有农业，还有保险业，还有商业和饮食业，还有电信业和民航业，还有新闻出版业，还有大众娱乐业，怎么和蜂拥而入的跨国公司抗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