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有理，省钱无罪”
2006年，李眉结婚一年后决定在北京买房。得知这一消息，李眉的母亲拿出老伴生前几乎所有的积蓄，给女儿付了首付。
尽管从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却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庆幸幸亏买得早，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就开始飞涨。“清河的房价现在已涨至2万多元每平米，我们买的时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吓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眉不愿回老家过年了。“婆婆打电话来总是哭穷。一次说要翻修老家的猪圈，需要两万元，老公背着我偷偷寄了3万块钱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尽管事后李眉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但她依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么？银行卡里没有余钱，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2009年儿子出生后，李眉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释说，“学历史工作不好找，读完三年博士，也许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了丈夫的认可，却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满。
面对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李眉没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精打细算是不是太过俗气。但在她看来，“花钱有理，省钱无罪”，生活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是一场电影《泰》，看过、笑过也就散了。
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不肯点两茎灯草的故事人人皆知。这个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的“守财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旧参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须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觉得自己也有点自虐，“结婚后我没有做过一次头发，没去过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20年还清，我女婿一个月工资12000元，房贷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穿衣、养孩子，可不敢乱花。”母亲算得十分清楚，对于博士期间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补助的李眉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老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公公婆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动的消费
李眉的母亲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虽已退休，却是耳聪目明，对时事十分关心。“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些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语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说了有十来年了吧，现在还一直在强调。”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拉动内需，将家电产业培育为第一个消费热点。当时，电视机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带动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然而，专家渐渐发现，家电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继续膨胀下去，国民储蓄的热情反而愈加强烈。
与储蓄率上升相对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经济学家郑新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仍低于30年前国内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真的成了“守财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还是迫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房子车子孩子”的现实压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说，“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身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一名网页设计师，杨畅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还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
“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杨畅怡坦言，“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杨畅怡感慨。
李眉也认为，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只能为中国人的“不敢花钱”做出牵强的解释。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决定我国正进入一个储蓄的高峰阶段。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数老百姓都在进行一种预期性的储蓄，这与人们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
“你别无选择”
作为国内专门研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学者，早在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杨思群就发现了中国储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
据他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过去几年的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储户或投资者得到利息回报的真实利率）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2000年之后，很多时候都是负数的。这说明受通货膨胀影响，国民的购买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储蓄的投资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许多经济数据显示，居民的储蓄却在不断增加。”杨思群解释，按照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利息率较低时，居民储蓄率应该呈下降趋势，因为相比储蓄，人们更愿意去消费、去投资，来获取其它的利润收益。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国内又缺乏其它合适的投资项目。所以当储蓄实际回报下降时，居民只有从现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储蓄。
陈道富也认为，从居民的消费动机来看，老百姓对投资渠道的认识相对狭窄，现金储蓄、投资房产是处理余钱仅有的几种方式，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居民消费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数用于购买基金外，绝大多数存入了银行。”学计算机专业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在他看来，如要在收益与稳定之间做出选择，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为收益就意味着风险，投资随时都会失败，最后血本无归。”
对于这一点，李眉的母亲感触更深。李眉的父亲在世时，夫妻二人工资存款共结余20多万元，“基本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攒下来的。”将这笔钱存在银行里，李眉母亲觉得很不划算，“物价一天天高涨，钱越来越贬值，又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我总是催着她们姐妹俩早点买房。”
一次，通过一个要好朋友介绍，李眉的父亲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将10万元存款借给了山东本地一个食品加工行业的老板，借期为1年。虽然每月可以按时拿到600元高额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过得极其忐忑，“生怕这10万块钱打了水漂，这可是我们给孩子存的买房钱啊。”到期后，尽管对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将利息开得更高，李眉的父母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也有亲戚朋友鼓动李眉的母亲炒股，或是购买基金，但身边时常涌现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经历，让她不寒而栗。“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踏实，此外别无选择。”
直到2006年，李眉将母亲的存款取了出来，用两代人共同的积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时也承担起为母亲养老的重担。
对于这一点，李眉不是很担心，毕竟母亲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她担心的是儿子未来的成长支出，那是压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让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李眉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眉、杨畅怡、薛同沁为化名）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