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出口以成品或半成品为主,对华出口品中过半数(约52%)为协助生产其他产品、服务的“资本品”(Capital Goods),而非“消费品”(Consumer Goods)。在2011年的对华出口中约70%为会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正常运营的机械和零部件,代替性相对不高,有些核心部件甚至根本无替代品,中国面向欧美的出口品中,实际上很大部分需要借助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或部件才能完成整个制造生产。
中国对日出口仍主要为原料或生活类初级品,生活类初级品的替代性不言而喻,即使在原料进口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远没有媒体宣传得那么大,占日本原料进口最大比重的是中东地区,而非中国。包括稀土在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其实是短期的,长远来看远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严重,更何况就连稀土在内,中国都无法做到长期禁运,中国若对稀土长期禁运,日本若无法短期内保证稀土供应,势必造成日本国内精密部件生产不足,而这势必将影响含中国在内的中下游生产链。
靠“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达20%、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只有9%,日本只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这样过于简单的表面逻辑,并不能反映复杂的中日贸易实情,及其对彼此经济的影响。
五
那么,中国媒体所谓的“若离开了中国市场,日本经济将难以自立”,属实吗?
首先看下日本在华企业数。对此,中国媒体的报道在数据上是混乱的,2万家、3万家、5万家等说法不一。拥有亚洲最大企业资信数据库的日本帝国数据银行(TDB)9月27日发布的统计显示,截止8月底,进驻中国市场的日企总数为14394家,其中制造业居首位,共5951家,其次为批发业,共5057家,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对华投资的主体。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日本第三大投资对象国。日本JETRO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从1999年至今一直处于增长中,截至2011年末约为834亿美元,这一数额不可谓不庞大。
但是,如果做下比较便知,这实际上与日本对荷兰的直接投资余额(849.5亿美元)大抵相当,是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余额的32%、对美直接投资余额(2755亿美元)的30%、海外直接投资总余额(9647亿美元)的8.6%、日本GDP的1%。极端点说,抛开波及效应和中国的损失不谈,即使日本一夜之间丧失在华全部投资,日本约1%的GDP直接受影响。
其次,媒体对日系企业受损的计算严重失切。比如有报道称,以日产汽车等为首的日系汽车厂商在“918”期间的停产损失约为2.5亿美元,其计算方式是停产造成减产1.4万辆,日系品牌车平均每辆1.8万美元(1.4×1.8=2.52)。这种计算简单但粗糙,因为忽略了这些打着“日系品牌”的汽车实际上多为“中国制造”,而且中日汽车领域的合资多为五五对半出资,因产量和销售减少造成的损失,中方企业一样承受损失,而由此造成的税收减少更多地转嫁到了中国身上。中方企业承受的压力和损失之所以没有表面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日媒会大加报道日企的受损,中方企业的受损却无人关注,在敏感的民粹情绪面前,中方企业才是真的“哑巴吃黄连”。
对日企而言,中国市场是一块骨头,既是骨头就需要啃,而不是放在嘴里嚼一下就能吃的,能啃得了骨头就自然能吃得了肉。日本中央大学战略经营研究科教授服部健治在4日的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上称,“日企应兼及进军其他市场,但无法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企业,去别的市场也不能成功。在艰难的中国市场上经受酸甜苦辣是积累海外市场经验的捷径。”他预测,“截止2013年底,日企转向他国的可能性比较低,但2014年将迎来经营大转换,日企在维持在华业务现状的前提下,会大举开始进入拥有5亿人口的东南亚、12亿人口的印度,以及巴西和俄罗斯等市场。”
中国无疑是日企重要的海外市场,但若过高评估这一重要性的程度,甚至拔高认为“离开中国市场日企无法存活”,那就未免言过其实。
总体上讲,在经济抵制问题上,中日的看法截然相反。中国认为日本将受严重打击,日本则认为中国受损更大。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朱炎曾总结称,“日本实际的反应与中国的想法存在错位。在华日企遭受一些损失,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日本国内认为,这些企业多为现地生产,而且这么多年已获利甚丰,因此并不持同情态度。与过去财界被誉为‘经济内阁’时代比,日企的话语权已大大削弱。日本相信中方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只能主动放弃反制。”
笔者认为,讨论所谓的“经济战”、以及“哪方受损更大”,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理解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实态,更没有认清中日经济仍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一基本事实。在中日两国仍存在短期无法解决的政治、历史、领土等问题的情况下,为防止政治纷争走向全面冲突,提升经济对政治的抑制力更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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