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大的敌人究竟是谁

　　伯南克，这个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掌门人，已经俨然成为了“全民公敌”或者说“美国最大的敌人”。

　　大西洋月刊今年4月号的封面文章《恶棍伯南克》是这样开篇的，“左派恨他。右派对他更是咬牙切齿。”伯南克，这个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掌门人，已经俨然成为了“全民公敌”或者说“美国最大的敌人”。

　　而其间的原因，则与他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坚持多次推行积极的“量化宽松政策”密切相关。

　　10月24日，美国大选前一周，伯南克私下和他的朋友说，即使奥巴马连任，他也不会选择留任美联储主席了。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些叹息。

　　当时，我采访美国大选的节目即将播出，而在日本东京采访IMF峰会关于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议题的节目还在制作当中。

　　伯南克的这番谈话，让我们除了关注QE3政策本身的影响之外，对他个人的命运也关切起来。最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定名为《伯南克和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政策的评价与伯南克个人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对政治人物来说，这种私底下的放风，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式的表态。要放弃这样一个全球瞩目、位高权重的职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伯南克心里想必经历了许多激烈的斗争。他并非无欲无求的世外高人，正值盛年而思急流勇退，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无奈和压力。

　　在媒体报道伯南克打算离职的消息之前，我正好看到了著名投资人罗杰斯对QE3的评论。罗杰斯说，伯南克先生决定推行QE3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评论，对在乎个人名誉的人来说，可谓是诛心之论了。罗杰斯的逻辑很简单：奥巴马是支持伯南克的，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则早就放出话来，自己一旦当选，首先就要伯南克下台，另外找人担任美联储主席。

　　所以，伯南克在总统大选之前几个月推出QE3，通过向市场增加货币的办法，来短期刺激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率，让经济数据在大选的时候看起来漂亮一点，这对寻求连任的总统是有利的。如果奥巴马当选，伯南克也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了”。

　　除了罗杰斯这种攻击人品的言论以外，那些就事论事的评论者们也大多对美联储多次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以为然。

　　左派恨他，是因为新增的货币全都用来购买各种债券，直接给一些资产状况不良的银行解困，看起来是在帮助那些金融巨头，而底层人民所得到的好处很少。它加剧了通货膨胀、拉大了贫富差距。

　　右派恨他，则是因为量化宽松代表了一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思路：当银行利率已经接近于0，没有办法再通过下调利率来放松银根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主动出击，以购买各种资产（国债、机构债券、不良抵押贷款）的方式来向经济系统注入资金。

　　而且更重要的是，伯南克还是加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支持者。2009年，正是在他的大力声援之下，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才在国会得以通过。而政府的金融监管，正是右派政客、金融巨头和经济学家们最讨厌听到的东西。

　　在左右两派的夹击之下，伯南克终于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了。他的个人名誉受到了诋毁，学术声誉也大受损伤。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他当了17年的大学教授，专心研究70年前的那次大萧条，取得了非常令人尊重的研究成果。

　　他认为，70年前的美联储犯了严重的错误，导致了大萧条。言下之意，如果危机再来一次，让他来制定政策，他一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历史给予了伯南克最好的机遇。在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他竟然真的坐到了美联储主席的宝座上。多年的潜心研究，获得了最好的实践机会。毕生的梦想，终于可以得以践行。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五年过去了，伯南克却发现，原来自己那一套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理论也许是好的，然而在现实与政治面前，终究撞得头破血流。

　　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都不会是某一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问题多年积累的集中爆发。要战胜经济危机，单纯依靠纯粹的货币金融手段，不可能取得成功。

　　过去几十年的升平之世，让美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和矛盾。利益集团的政治交易、贫富差距的社会鸿沟、金融泡沫带来的实业空心化……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全都超出了美联储所能影响的范围。

　　即便是伯南克最支持的金融监管，在国会与总统、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斗争中，其威力也被大为削弱，很多条款都被巧妙的改成了听上去很严，却缺乏可以实际操作的监管模式。至于更深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就更为遥不可及了。

　　伯南克也许并不是一个英雄，但在美联储的任上，他还是尽心竭力了。在国会，他对批评他的议员们说：“我们真的别无选择。我理解你们的担忧和你们的愤怒，但是现在形势非常糟糕”。“按照当前经济运行轨迹，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面临着在今后几年内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的风险，我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一个顶级的经济学家，他当然知道增发货币、通货膨胀、收入分配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其它方面的改革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他只能在让A糟糕一些还是让B更糟糕一些之间，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多方权衡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利益派别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在今年10月在日本报道2012年IMF年会的时候，我曾经试图深挖一些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IMF第一副总裁DavidLipton在专访结束后，他示意我把摄像机关上，然后对我说（大意，根据回忆记录）：“你提的问题，看得出来你地QE3抱有很大的疑问。你还问我，怎么才能找到一种更加符合社会公正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但是，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总是讨论长期有些奢侈。短期来看，如果不推行QE3，情况只会更糟。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努力讨论它积极的一面，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

　　这一番话，可能也说出了伯南克的心声。长期的问题，固然是伯南克和IMF官员们所关心的，但却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责任。货币政策的力量，原本就只能在短期内发挥效用。

　　至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则需要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若不如此，无论谁坐到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恐怕也都难逃“全民公敌”的命运。（作者：艾诚，中央电视台驻路透社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