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
柳传志: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
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指出,应该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那为什么就不能做呢?应该拿出勇气,启动改革。
《财经》:时代不同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不改革无出路。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传志: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废除终身制――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碍,解决了终身制问题。还有1992年的“南方讲话”,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
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不过,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财经》:这种希望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还是有坚实的现实的理由呢?
柳传志:不仅仅是良好的愿望。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当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没有人可以监督,就不好说了。
企业家能够担负的责任有限
《财经》: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推动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推动改革的力量。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您怎么看评价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柳传志: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估计不太可能。
《财经》:一些人士表示,他们本来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柳传志: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财经》:软弱但并摇摆,这是您对中国企业家的评价吗?
柳传志:至少我自己是这样。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我就在山东办了养猪场,目的是保证企业员工能够吃上猪肉。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财经》: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
柳传志: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但是企业家不敢站出来与政府抗衡,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一面。当然,我不否认也有极个别的优秀分子。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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