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投资的不确定性，是裸商产生的直接原因。他们把家人送到国外，自己则在国内继续经营企业。研究者认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
对裸商而言，把家人送走，是为了后代有更好的教育以及财富安全；自己不走，是因为国外很难找到每年15%利润的生意，但是在中国能。
富豪聚会新话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豪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
10月1日，41岁的上海商人马浩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为老父亲过完70岁生日后，与定居在新西兰奥克兰市的妻儿团聚。这一次驻留新西兰的时间将是两周。
这已是今年马浩第五次飞往南半球，手持永久回头签证（IRRV）的他，可以随时进出新西兰。移民5年，马浩已经适应了一家三口分居两个半球的生活，他能够准确地报出上海经停香港，然后直飞奥克兰的多个航班号。“机长的长相和姓名我都记得很清楚。”马浩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一边摆弄着手中的iPad，里面有10岁儿子参加学校夏令营的照片。
马浩正是当下中国数目不详的隐秘裸商群体的一员。所谓的裸商，是指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将资产和家庭转移出境，而本人仍在国内经商。舆论对这个群体的质疑是：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自己逍遥国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
马浩并不讳言自己裸商的身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豪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马浩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2012年3月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的一家高级会所内的一次富豪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富豪们的主要话题便是移民海外。单论个人资产，拥有两家公司，以及十多套上海内环内高档住宅的马浩，其个人资产仅在这些人中排位中游。
令马浩印象深刻的是，聚会中的一位富豪甚至拿到了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永久居留权。经身边人提醒，他才知道那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这个面积仅有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国，能够为中国富人提供的移民优待却无比可观。“你不需要告诉移民官你来自哪里，也无需提供资产来源证明”，换回绿卡的代价，只是拿35万美金购买当地房产。
聚会结束后，马浩仍对这个拗口的国名意犹未尽。拉住那位朋友的手问道，“你一年会去那个什么联邦几天？”朋友笑笑，父母妻儿都在美国洛杉矶，留着他一个人打理中国国内的生意，“除了全家去度假，他很少在那个至今陌生的国家驻留”。
在马浩的圈子里，身家千万以上的朋友有好几位成为了裸商。与马浩相同，这些人不会立刻更换自己的国籍。“移民与公民的唯一区别就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选举没有什么兴趣的马浩，更愿意拿着中国国籍，自由地往返两个国家，“至少我回来看老父亲，不需要看签证官的脸色”。
李渊，典型的温州资本炒客和不婚主义者，同样是裸商群体中的一员。李渊的父母早在2005年便移民加拿大。李渊为父母在温哥华西部湖边买了一套别墅，“两层小楼背后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房价却只有上海的一半。”李渊兴奋地比划着。
对于44%的富人准备离开的数据，38岁的李渊并不认可，迟迟不肯移民与父母团聚，这被他归结于炒客的本能，“我们离不开中国，在加拿大很难找到每年15%利润的生意，但是在中国能”。
尽管国内楼市的预期被普遍调低，但是李渊仍坚信地产刚需能够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他的这份坚定，为自己又一次赢得胜利。在捂盘三个月后，他终于在9月初将徐汇区一套高层住宅出手。账面多了三十多万。
与李渊的阔绰出手相比，另一个上海人马明远低调许多。多年沉浮于中国股市的他，已不愿意在巨量资本中寻求辗转腾挪的刺激。稳健的他在2009年选择了美国政府提供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这个项目每年将向全球开放1万个名额。代价则是投资50万美金到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商业项目中，5年后将取回本金。
马明远争取绿卡的原因，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已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完本科，现在考取了英国剑桥的硕士。离异多年的马明远曾一度考虑移民英国，但英国“105万英镑全额投资移民”的巨大开销让其却步。“还好女儿把毕业后的职业规划放在了美国”。
“裸”着是为了安全
多个地方开始“突击征税”，一个地方法院院长甚至跟马浩抱怨，当地公安对今年查办企业家经济案件数量定了指标，“案子一多，法院办案人手根本不够，所有人都累垮了”。
马浩、李渊、马明远三人，恰好构成了多家移民中介机构描摹的中国裸商的群像――“35到45岁，个人资产在1000万-4000万之间，家庭原因是移民的主要动力”。自2010年始的第三波移民潮出现后，舆论已对精英阶层和财富的流出多次预警，聚焦于富人移民身上的原罪讨伐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研究者认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
一边是富人们忙着更换自己身份，一边则是来自官方愈发深情的挽留。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12年初浙江多个市县纷纷成立了“引进办”，意在促使浙商资本能够重新回归故土。善于捕捉政策风向的李渊，始终念叨着“15名外省浙商商会会长作为政协委员集体亮相2012年浙江两会”的消息。
李渊目之所及，这两年来官方的主动示好并不罕见。他的一位宁波慈溪的朋友，已为全家移民新加坡办好了所有手续。之后几日，副市长带队亲临拜访。“意思便是嘱托多支持家乡建设，不要忘本”。
但伴随着当地政府领导挽留措施的，是各地传来的不利的消息。“政策正在波动期”，这是马浩和朋友们聚会时一致的感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最早嗅出风向的丝毫异动。最近的聚会上，马浩听得最多的是全国多个地方开始“突击征税”，一个地方法院院长甚至跟马浩抱怨，当地公安对今年查办企业家经济案件数量定了指标，“案子一多，法院办案人手根本不够，所有人都累垮了”。
在股市里摸爬滚打多年的马明远，深知权力天平倾斜的能量。2012年年初，银根紧缩，地产商无法拿到银行贷款。一浙江衢州的地产商朋友被迫向亲友借贷，最终被以非法吸储刑拘，至今未能取保。
投资的不确定性，让李渊这种在楼市轮番调控中摸爬滚打多年者充满了焦虑。抛去变化多端的地产政策不谈，“每隔几年就发布一个‘非公经济36条’，但是现实中总是遭遇来自国有资本的打压”，作为地产炒客的李渊对于政策的理解非常透彻。两年前，李渊用一部分倒腾房产赚取的钱，入股了一家民营加油站。不间断的油荒和断供让他和合伙人苦不堪言。最终将加油站低价甩手给一家国企。
对自己财产以及人身安全的担心，是富豪们移民的直接原因。从事移民咨询中介5年的美籍华人EDWAR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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