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斯珀林最后说,听了这句话后,朱镕基说:“既然是个误会,那我们就向前看吧。”
这场风波最后并未破坏中美双方这次谈判。不过,尽管最后达成了协议,在朱镕基与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柏林等人的讲话中,看不到多少客套话,倒是有很多针锋相对的追问、解释甚至指责。
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这次谈判中,朱镕基与美方代表就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音像、分账电影、银行、证券、增值电信及“管理控制权”等双方迟迟争执不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在谈话中有“软”的一面。比如,他会说:“斯珀林先生我上次见面了解不多,这次了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有时候,他称对方为“尊贵的客人”。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则表现出“硬”的一面。他会在让对方说话前提醒对方“你们讲得越长,我讲得越短”,也会突然催促对方:“如果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 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实现双赢,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能不能签字,希望明确表态。”
“我与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气要大得多,”朱镕基说,“但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整个与美国的“入世”谈判过程时,朱镕基既有坚持,也有妥协。
早在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诉前来出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两层意思。第一是,美国的谈判“用中国话来讲叫‘得寸进尺’”,使一个经济问题变 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很难达成协议。当时,他与巴尔舍夫斯基刚刚进行了两次会面,每次都超过两小时,但对方却突然改变调子,变得很强硬,这让他觉得: “如果这次达不成协议,中国和世贸组织在3到5年内就再见了。”
但他同时告诉这些美国国会议员,中国已经做了“极大的让步”,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的例子是电信业:中国在通信领域同意采用美国的CDMA标准,而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采用这一标准,中国仍然同意了。
在拟定协议时,关于一些条款的争论,朱镕基与对方进行了“拉锯战”。
巴尔舍夫斯基曾希望在条款中写明,美国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之前,美国曾经希望有100%独资子公司。
不过,朱镕基则表示,“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
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关于寿险,她希望能在协议里写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对持股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朱镕基坚决地回绝了她:“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在谈判临近结束时,朱镕基又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并希望用书面 形式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权决定,朱镕基又坚持要求,“光凭嘴讲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最后,双方决定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两个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
而朱镕基后来向欧盟贸易代表拉米谈起这次谈判时则说:“允许我开个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机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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