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台湾大小的岛国古巴,只有大约相当于台湾一半的人口——1124万2621人。根据两年前的人口调查,该国的白种人(多为西班牙后裔)仍占大多数,达727万1926人;非洲裔(祖先多来自安哥拉)也不少,为112万6894人;另有黑白混血种(称Mulatto)265万8675人;第四大族群是亚裔,共计11万2268人。
古巴的亚洲族群基本上由华裔与日裔组成,又以华裔为多。华人移居古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仅1847年至1874年的27年间,就有12万5000名应聘到甘蔗园做工的广东人乘船到达这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同一时期甚至有数千名华人从美国加州出发,取道纽奥良或墨西哥,偷渡前往古巴谋生。
早年的古巴华人不堪忍受西班牙种植园主的残酷虐待,纷纷逃亡到城镇,许多人干脆参加古巴人的独立运动,拿起武器抵抗殖民者。今天的哈瓦那还竖立着一座圆柱形的纪念碑,缅怀参加独立战争的华裔战士,感人的碑文写道:「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当逃兵,没有一个当叛徒。」(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idor.)
时过境迁,今日的古巴传统侨社已经凋零式微,人数所剩无几,由于异族通婚非常普遍,所以华人后代也不怎么像「龙的传人」。记者在哈瓦那中国城曼瑞克街(Manrique )的「龙冈亲义公所」门前邂逅一位年逾古稀的叶老伯,攀谈之下得知,他于1954年从台山的水步镇来古巴投亲,几十年来一直打工,如今已经退休。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荫庇下得以衣食无忧,但手头相当拮据,连一张回乡的机票也买不起,所以去国58年,从未重踏故土一步。与记者分手之际,叶老伯连连说:「我来古巴来错了。」
与胼手胝足毕生辛劳的老侨不同,新一代华人移民在古巴却过得风生水起。他们赶上了这个国家着手改革开放的好时机,纷纷开餐馆、办贸易,「三下五除二」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哈瓦那中国城入口处附近有一家「天坛饭店」,女店主陶琦16年前来自上海,嫁给当地华人后裔、武术学校校长李荣富后得以定居于此。她开始在国营的「天坛饭店」当经理,继而获准承包生意,最后将其买下,变成私人企业。陶琦擅长公关,在当地政要、中国大使馆官员中人脉深厚,连国际知名的「旅游者圣经」——「孤独星球」丛书(Lonely Planet)也派人登门试餐,并在「加勒比海诸岛」专辑推介这家小店,盛赞它「能做出130种佳餚」。
陶琦在哈瓦那过着令人艷羡的生活,不但买下了300多平方米的海滨高档公寓,而且雇用六个保母,穿金戴银更不在话下。她年年回中国探亲兼采购,随时可飞往美国迈阿密度假。
同样搭上古巴「私有化班车」的还有中国城「双龙饭店」的老闆,以及一些准备涉足租车业、采矿业、旅游业的华裔商人。他们敢作敢为,开风气之先,相信将在古巴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留下自己迈向成功的足迹。
在古巴还有另一类华人,那就是为数可观的中国留学生。有趣的是,这3000多名莘莘学子全部来自大陆的边远地区,如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甘肃、贵州、四川、云南、重庆等,沿海省分的一个也没有。除小部分就读古巴其他城市的院校,大多数人都负笈于着名的哈瓦那大学。据瞭解,安排内陆学生来古巴深造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机会颇受青年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
虽然哈瓦那大学餐厅的伙食为人诟病,中国留学生在古巴还是过得很滋润。中国政府发给每个人的生活费高达200欧元,他们可以自己买菜做饭,闲暇时还能下下馆子。鑑于中国学生人数众多,哈瓦那大学专门在近郊新辟一处校区,供他们居住。新校区门禁森严,环境整洁,治安无虞,不如人意的是上网速度太慢,更不能安装视频,与家人联络只能靠长途电话。
记者一行在古巴的各个观光胜地,都看到结伴出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消费可以使用「土披索」,花费十分低廉,所以高级度假村照住不误。他们中一些人已成为同居的男女朋友,还有人与古巴朋友同堕爱河,准备成家于此。很多少男少女对记者说:「我们就喜欢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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