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美国生产iPhone
美国《时代周刊》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将年度人物的殊荣给了中国农民工，称赞他们勤劳坚忍，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全球角色的承认。而今天，他们似乎在抱怨同样的一群人夺走了自己的工作。
“美国制造”向海外转移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二战之后，一些制造业曾大批向欧洲、日本等国家转移，后来又向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从1990年代IT产业革命开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转移浪潮则主要涌向庞大的“中国制造”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与苹果类似，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也都全球化了，Facebook在全美仅3000名高薪员工，Google美国仅3万名雇员。互联网行业的特性虽然表面淡化了美国制造，但却为其智力资本、创新产品的输出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总统重振“美国制造”口号的真实含义确实需要澄清。
多数专家，包括美国本土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美国想让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回流”没有太大可能。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曾分析，追逐利润是资本的灵魂。不用说IT电子行业，单以制鞋这个传统行业看，以美国的耐克鞋为例，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耐克公司把生产厂搬到了日本，70年代又搬到韩国和中国台湾，80年代搬到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美国本土的制鞋业用了30年时间实现了“安乐死”。
据统计，1975年，在美国出售的100双鞋中有53双是美国制造的，到2006年降到了1.5双。2010年中国沿海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为 1.2美元，而越南工人的工资为0.35美元/小时，美国为20美元/小时。如果美国要把这些生产厂移回美国，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人生产的鞋美国人买不起”。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美国制造”时代能否再次来临并非“定数”。一方面，以成本论优势，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是22美元，中国工人为2美元，中国单位生产成本仅为美国的9%。而另一方面，“美国制造”是否回归不仅仅取决于成本，更取决于产业链。以苹果为例，位于美国的苹果总部只负责产品创意、研发和商业模式设计等高端环节，其整个价值链却跨越国界，利用全球的产业分工和布局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去年2月，奥巴马曾在晚餐会上问乔布斯，能否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回答，“这些工作机会回不来了”。原因并非仅仅是工人工资成本，而是美国已失去“综合成本优势”。苹果公司管理层的共识是，外国工人的灵活性、勤劳与工业技能，以及海外工厂和配套设施的巨大规模与储备，已远远超过美国同行。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分析认为，亚洲是电子器件的制造中心，中国工厂能够更快更便宜地拿到重要零部件。中国庞大的配套产业还能提供苹果手机不可或缺的小金属件，比如螺丝。而美国制造业与这个供应网络几乎隔绝。从生产成本考虑，美国制造这些高科技小配件也不那么合算。
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不只是拥有“组装工人”，还能培养出许多具有中等技能的“产业工程师”。“他们不是能够设计下一代iPad平板电脑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而是类似与社区学院毕业生，具有管理iPad生产线的技能”。 苹果公司高管估计，管理iPhone手机生产线大约20万装配线工人需要8700名产业工程师，在美国招到这些合格的人才需要9个月，而在中国只要15 天。
所谓“产业工程师”，其实就是指高级技工人才。据粗略估算，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此类学生毕业，而在美国只有7万。《大西洋月刊》称，“我们有优秀的毕业生，问题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缺乏技能”。
一个“好创意”，就能让别人心甘情愿打工？
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了解“苹果事件”的真相。
产业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背后，是其经济体多年来形成的金融化和消费“泡沫化”倾向。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就业大多转向华尔街等金融部门。但这些部门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当美国制造业岗位大批向海外转移后，为了刺激总需求，美国普通人以大量的消费信贷，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所谓“次贷危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过去40年里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是确信可以通过全球信任的美元体系，使新兴国家成为其廉价的提供中低端产品的加工厂，说白了“也就是为挣美元给美国打工”。
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脱困不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使美元越来越弱势，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质疑。此时，美国人那种即使没有“实体经济”，单靠“虚拟经济”也能过好日子的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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