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中国 下流专业:专业决定职业 职业决定阶层

　　那一年，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董小琳一脸稚气，兴高采烈地报完名后心里却并不舒服。交完1000元学费后，她有些后悔，如果三年前考取师范当一名老师的话，也许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愁白了头。更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四年的生活费怎么办?工作又在哪里?

　　而董小琳的焦虑仅仅是开始。从1998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疯狂扩招阶段，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0万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而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500万。大学不再是培养关心国家命运与社会发展的独立人才，而仅仅是就业员。就业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刚一入学就要考虑就业，哪有时间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或许连董小琳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潜意识里他们已经把上大学当作一项投资，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比。假如选择自己喜欢但就业率很低的专业，就意味着回报的高风险。而人的本性天然就会回避高风险。所以选择一个热门的专业不光是就业率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更小的风险。

　　对于高校来讲，为市场经济服务是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是内在要求，所以他们也很热衷于开设热门的新专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统计数字显示，1998年全国高校登记在册的本科专业数量是306个，但是到2010年再次统计时发现，光新增专业就达到了300个。这些专业九成以上集中在经济、管理、建筑、工程等领域。而许多规模较小的高校为了吸引考生，采取先斩后奏，先招生后申请专业资格的方式招揽生源。这样一哄而上造成的局面是，到底全国有多少个专业，估计连教育部也不清楚。

　　然而，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这样完全跟着市场走，导致有些专业刚开设几年就关闭了。电子商务、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专业就面临此种困局。市场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完全为市场服务，大学也不是引领人类智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机构，彻底沦为文凭加工厂。大学干了政府的活儿。

　　第三个原因是，在引进现代大学制度和专业设置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甚至许多专业的基本理论都被“中国特色”。例如，传播学四大先驱施拉姆曾说，媒体有“守望环境”的社会职能，但是引进中国后该功能被中国特色为“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导致的结果是，新闻、法律、历史、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被沦为权力的守望者，而非自由、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下流的大学与下流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某高校讲演时曾做过一次小调查，问在场的大学生谁还敢对着自己的父母说，“爸妈，你们以后不用工作了，我养你们”。结果400多人的现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举手。

　　于建嵘是搞社会问题研究的学者。他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当自己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时，对母亲说的就是这句话。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不仅意味着，于建嵘告别了居无定所、到处漂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一家成为城里人。“工作转正之后他每月可以拿到54.5元，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30年，本质上就是打破各种约束和垄断，给每一阶层的人在追求财富和身份上提供可能。而正是这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才形成今日的上行中国。不过当改革渐入深水区后，先富并没有心思来带动后富，上流阶层并没有形成上流的市民社会，而是变成了权力阶层。他们不去革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争当公共领袖、为平民争取权益，而仅仅是把“上流社会”习惯地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目前的中国就像爬楼比赛，先上楼的人撤掉了梯子，后来者发现即使再努力有些楼层你也是怕不上去的。现在的大学生即使工作了也多成为蚁族、房奴，蜗居、挣扎在城市边缘。身体和心理上并不能主动融入城市，担当现代市民。

　　2011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男嘉宾，这位哈佛大学高材生问“当有500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些貌美的女大学生几乎都回答，买房、旅行、帮父母买东西。这样的回答让他很挫败。他怀着沮丧和悲愤的心情说，“500万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当你拥有很多资源或者很强能力时，你会做什么。当然不是存款，而是帮助更多的人。因为能力越大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

　　市场化、官僚化和平庸化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学和大学生，更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石。“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也必定会让中国社会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温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