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