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陈志武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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