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关,养老问题似乎又一次很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
一方面是近半数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一方面是基金结余收益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中国养老金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12月20日公布的《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描述了上述形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发布会上建议,应扩大社保基金储备率,提高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财务风险。地方养老金可以买入股票,以保值增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社保基金贬值与投资失误风险并存,是有可能导致未来社保制度财政崩溃的最重要因素。
简直有如呼应,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社保资金、住房公积金结余共达4.1万亿元,可入股市投资。对此,叶檀在《每日经济新闻》发文认为,养老金与公积金目前绝对不能入市,这是保障国人未来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丑闻来自于大熊市中的财富集聚效应。以人们的养老金与住房保障钱投入市场,无异羊入虎口。一旦强迫入市,亏损时有关方面就须尽到赔偿之责。
A股市场最缺信心不缺钱;缺的是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如果病急乱投医让社保基金入股市,会不会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解决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根本,是社保基金自身的公平性问题。之前网上一份数字称,现退休的近8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从未缴过一分钱社保,却在社保金里领取比缴了养老金的非公务员高3倍以上的养老金。
具体数字也许有待细细核实,但毋庸讳言的是,一方面是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不够广,只有少部分人在缴费;另一方面是真正享受到较高水平社会养老保障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群体在职时单位和个人都没有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而中央和地方财政直接注入的社保基金又杯水车薪。这样一种养老金缴费和享受体制,收不抵支才是正常现象,收能抵支那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略感欣慰的是,北京已经开始着手改革,虽然力度还不够,但毕竟已经迈出一小步。据报道,北京市人社局、发改委、民政局等联合发布《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市人社局医疗保险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明年1月1日起,本市正式全面启动市级公费医疗改革,市属公费医疗人员将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意味着本市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师、医生等在内的22万左右公费医疗人员,今后也将和广大企业员工一道,持社保卡就医。这无疑是破除社会保障“双轨”制、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社会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消除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差距,应是未来的改革方向。
当下,公务员养老改革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事业单位养老金试点改革尚无下文。亦可见这项改革难度之大超乎想像。
更严峻的问题不在社保内部,而在于更宽广的外部环境。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不论哪种制度,都是基于有效社会生产人口的稳定乃至增长。有人认为个人积累制可以实现自己给自己养老,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没有有效的当期社会生产人口,再多的货币也会贬值,再多的房屋等财富积累也会变得空置而没有价值可言。更何况,到时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人口,老年人过马路可能都没有人扶、养老院里可能都找不到手脚麻利的年轻人!
但是一份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报告却表明,到本世纪20年代末,中国人口将转为负增长。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中国已经完全站在了未富先老的时代坐标上。即使现在开始,采取最富有远见和力度的措施,也已经有点来不及;如果现在还不及时采取坚决有力的果断措施,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到老时可能将面临退休年龄延迟、到很老了还在交养老金而不是领退休金的尴尬局面。
解决老龄化危机的对策主要有3项,核心都是增加社会生产人口:一是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二是积极引入外来年轻劳工,对于一些富裕的小国能够解决老龄化的燃眉之急。三是采取稳定和鼓励的人口生育政策。日本采用一、三项政策,西亚石油生产诸国多采用二、三项政策,欧美诸国基本上综合使用全部3项政策。然而面临老龄化危机,中国对这3条政策一条也没有考虑。
中国在30年来人口生育政策下生育率急剧走低,甚至形成了不少四二一家庭,其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可能会是一个急剧的“突变”过程,引发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将快而猛烈!
中国百姓平均而言并不富裕,不具备大规模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条件;延长退休年龄有效但有限。社会平均人口寿命如果从今天的74岁提高到80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有无可能从60岁平均提高到66岁?
今天国人一方面享受着上世纪60年代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将因采取低生育率而导致的“人口负债”留给子孙和未来政府。或许当我们今天这些青壮年到达70多岁的年纪时,就会发现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将变得何等艰辛!(作者:童大焕 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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