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这样的工作感受会让人想到匈牙利作家米诺什・哈拉斯蒂。这个匈牙利现任国会议员曾在一间拖拉机厂工作，并写下《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在这本书中他写道：
“最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最好的工人们都非常擅长这一点。他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好像有一张固定面具紧紧地粘在他们脸上一样……他们可以一整天都保持一种快速而稳定的节奏，简直就好像机器一样，即使感到新鲜也不会冲动，相反，感到疲倦也不会松懈……”
可人毕竟不是机器，对身体、对动作过度标准化的分割，首先导致的就是工人身体的异化。
陈芳来自四川绵阳，她到东莞半年后开始出现痛经。在成为桑拿技师之前，她是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负责检测主板，每天检测20到30件，每件60箱，每箱100个。这种工作强度对东莞大多女工来说不算劳碌，可她曾三次被痛经折磨到当场晕倒。但每次回老家陈芳的痛经症状就消失，回到东莞又再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女工的身上。在每年3万多起工伤都无法及时解决的珠三角，女工们的痛经要引起重视，无疑是奢望，但她们有公认的“神药”：避孕药。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配备有福建莆田人开的小诊所，他们卖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药。
避孕药可以治疗痛经的说法，据说最早来自台资企业。在台企的车间里，主管们的口袋总会装些不知名的药，一旦有女工出现经期不适或者晕倒等症状，就会赶紧喂她们吃下，吃完之后效果不错。有心的女工悄悄破译了主管们的秘密，并且口口相传。陈芳就有过无数次用避孕药缓解痛经的经验，而事实上，用避孕药缓解疼痛并非所有女性都适用，不过，女工们已经顾不及了，因为摆在她们面前的是更现实的困境：痛经不能成为请假的理由，而旷工则要面临不菲的罚款。
压抑和算命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相较于身体的异化，让何闯和陈芳更痛苦的，是过度标准化的分割导致的压抑。
2010年，在富士康六连跳之后，南方周末实习生刘志毅潜伏富士康28天，他惊讶地发现，“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而“毛”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有工人死后，同宿舍的其他几个舍友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刘志毅最后总结：“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
对于这一点，何闯深以为然。富港电子厂喷漆部要求甚严，每个工人进入车间前都必须换上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眼睛的蓝色无尘服。何闯说，“穿着无尘服，我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怎么交朋友？”在富港工作3年，何闯唯一熟悉的就是自己生产线的线长，因为每4小时可以申请上一次厕所，而上厕所前必须到线长处领取全线仅有的一张离岗证。
不用穿无尘服上班的张欢，同样认为在工厂交朋友是件困难的事，认识到这一点，他牺牲了三部手机。张欢性格爽朗好交朋友，打工之初的闲暇时间，常常喜欢缠着舍友聊天，还拉上舍友一起喝酒。他以为和舍友们成了朋友，可先后有三个这样的“朋友”在离职前以手机卡没钱为由，把他的手机骗走。之后，张欢再不相信工厂里的友谊。
陈芳的脖子上则有几道长长的抓痕，都是打工期间睡觉时自己用指甲抓的。陈芳说，不清楚为什么，也不清楚具体时间，抓得流血也不感觉疼痛。这让她苦恼，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有变态倾向。陈芳宿舍里的另一个女工则有睡梦中尖叫的习惯，她甚至会被自己的尖叫声吵醒。
面对这些情况，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咨询算命先生。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徘徊着一些算命先生，除了算命，他们还兼看风水、取名字、代写书信甚至帮农民工代写起诉状、按摩疗伤。算命先生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在农民工群体中却十分受用。因为算命先生的建议，陈芳更改了睡觉的朝向，还在床边贴了张捉妖天师钟馗的画像。
“你这是坐办公室的命，现在是磨练你的时候”，年轻的工人会被算命先生告知这样的“天机”，张欢的一些工友相信了这些话，报了培训班，试图从体力劳动跨越到脑力劳动。常平土塘工业区有家只有两间门面的广智培训学校，工余时间总有不少年轻人来上课。学校老板说，打工群体选择最多的是678元的高级办公文秘课程，包括WORD、EXCEL、POWERPOINT等基本办公软件，以及诸如如何穿职业套装、如何打领带等基本办公礼仪。因为不太熟悉电脑，这些年轻人用起办公软件来很笨拙，但他们虔诚的神情，足以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汗颜。
隐形的抗争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
在机械化的工作和碎片式的生存双重压力下，东莞的工厂不乏抗争案例。
就在何闯和工友爬上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的前几天，黄江裕成鞋厂就发生了数千工人上街抗议的事件。裕成鞋厂是黄江的重点企业，以替阿迪达斯、耐克等诸多世界品牌代工成名。当地政府历来重视鞋厂工人的诉求，这次却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工人们抗议的是鞋厂订单减少，不让他们加班。
在东莞，工人的收入基本都由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几乎紧贴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只够农民工自身开销，加班工资才是大头，是农民工们寄回家的钱的主要来源。正因为此，农民工们在找工作时通常都只问两个问题：出粮准不准（时）？加班多不多？进入工厂后，也大多主动签署自愿加班的书面材料。
可是，这并不代表工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老练的工人都知道，忙季是向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最好时机。因此，东莞的工厂常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在订单最多、最忙碌的时候，生产线上的工人却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不管主管们如何责骂，都打不起精神。对于这种隐形的抗争，企业主通常会选择容忍，为确保按时完成订单，他们还会适当改善伙食，顺便满足工人一些简单要求以作激励。
但对于另一种方式的隐形抗争，企业主们就绝不会容忍。在部分农民工看来，偷工厂的产品不算偷，而是拿，因为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出来的。有些商人专门做起这方面的生意，厚街寮夏一些鞋包店就自称有内部渠道，收购工厂里流出来的东西。这些鞋包通常都是工厂代工的名牌产品，商店以极低价格从工人手中购取，再以不菲价格卖给追求品牌的年轻人。
何闯工作的东坑富港电子厂也遇到这种现象。因为常年加工电子产品，何闯熟悉而且关注各种电子品牌，闲暇时，这个上进的小伙子常常会登录一些专业网站学习。有一次，他在一家电子网站上无意看到摩托罗拉在英国发布了一款新式蓝牙耳机，这款耳机正是他几个月前加班加点完成的产品。但让何闯惊讶的是，工厂门口卖馒头的老大爷早在半个月前就用上了这款耳机。
奢侈品以这样诡异的方式与普通农民工产生交集，但这种交集是工厂不乐意看到的。东莞出口加工型企业几乎都有一套严密的流程监控系统，有点像物流系统，对生产环节每个步骤使用的原材料及成品都有详细数据统计。可再精密的系统终究也敌不过农民工的“智慧”。东莞一家知名电子代工企业曾发生过更夸张的事情，他们接到微软一款鼠标订单，还在小规模试产时，淘宝网上居然已经出现了这款尚未命名的产品。无奈之下，企业只能高价购回，以防商业机密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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