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神马的都是浮云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