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谈离开台湾回大陆:就像从夏威夷搬到美国

　　林毅夫在2008年收拾好行囊，由北京前往华盛顿就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时，对居住地提了三条要求。现年59岁的林毅夫表示，“我希望15分钟就能够到达办公室。我希望那里很安静，能够享受大自然。再有，我得住得起，”他是首位被选中担任该职的来自新兴市场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和夫人陈云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经常上电视的心理学家，陈云英在中国也是一位受到关注的人物）最终在乔治城边缘租下了一套房子，安顿下来。那里以前曾是一栋大楼，现在变成了正面用砖墙装饰的新房子，周围绿荫葱葱。林毅夫尽可能拿着电脑到户外工作。他指着洒满阳光的客厅外的一个很大的木质露台说：“我在那儿能听到小鸟和青蛙的鸣叫声。有时还会有鹿跑过。”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在台湾大学学习农业工程时遇上未来的夫人陈云英。27岁那年，身为台湾陆军上尉、驻扎在靠近中国大陆的金门岛上的林毅夫，决定游过海峡，投奔大陆。他一上岸就碰上了满脸惊讶的解放军战士。为何做出离开台湾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当时我想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去，”在提到那次传奇般的泅渡经历时，他满不在乎地表示。“就像是从夏威夷搬到美国本土去一样。”

　　后来，林毅夫和夫人在美国团聚。他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到耶鲁大学（Yule）去做博士后；陈云英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林毅夫表示，"在四年的时间内，我不停地在芝加哥、纽黑文和华盛顿三地之间往返穿梭。"陈云英抚养两个孩子，林毅夫则在前往华盛顿探亲期间帮着做饭。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北京。1994年，他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他还曾出谋划策，帮助中国政府应对1998年货币危机。“包括韩国和台湾在内，所有周边经济体都让本国货币贬值。中国是否也应该让人民币贬值，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我们处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我认为，人民币贬值会破坏其它经济体的稳定。我们需要帮助东亚其它经济体复苏。”

　　林毅夫只带了两个箱子去世界银行赴任，把家具都留在了北京。新住处客厅里摆放的两张米色真皮沙发和一套传统中式书桌和灯具，是在华盛顿购买的。林毅夫和陈云英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商店不但销售中国制造的西式家具，也卖西方生产、做工精良的中式家具。客厅里展示的许多物件，也都是林毅夫在当地买到的。他补充道，等回北京时，他一定“带一些当地的宝贝回去。”

　　壁炉架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瓷苹果，购于马里兰州海洋城（Ocean City）。还有一次购物时，林毅夫遇到了一对红色的瓷马――“很好地模仿了唐代风格”。这对瓷马现在镶入书橱，放在古典中文书籍下面。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玻璃门旁边一个带有红色枕头的电动按摩椅。林毅夫说，“我们可能得把这个留在这里。”

　　玻璃门对面墙角处摆着一个高5英尺（1.5米）、浅绿和蓝色相间的瓷瓶，这是一件装饰艺术品，上面绘有错落有致、烟雾笼罩的中国南方山峰景色。“这是一位中国朋友送我的礼物，”他解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到山间和湖边去。你不可能每天都去，所以我们有了这些绘画。人们送你这样一幅风景画时，仿佛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了你。”

　　我问林毅夫，在多年的内向型思维后，中国如今是否对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感到高兴。“加入世行使中国受益匪浅。在改革初期，世行给中国带来资金和知识。比如说，1984年以前，中国没有高速公路系统。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津高速公路就是利用世行贷款，在1984-85年间建成的，总长度仅为100公里。现在，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总长度第二的高速公路系统，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建造基础设施。中国能通过世行等机构，与其它国家分享经验。”

　　林毅夫曾经在研究工作中，追踪了中国从农耕经济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超高速转变过程。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呼吁对政府主导的发展进行更深层审视：他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他也热情支持“开放知识”倡议――即在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传递发展经验。有一个项目便是从墨西哥城向纽约传递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知识。林毅夫表示：“如今，发展中国家也能向发达国家提供经验教训。”

　　然而，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世界潜在的最后贷款人，这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林毅夫表示，“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已跨过中高收入的门槛，但它仍是一个转型期经济体。”

　　在通往餐厅的楼梯旁，挂着一幅卷轴画，上面画着一个渺小的人物在艰难爬山。在购自伊萨 艾伦（Ethan Allen）的中式餐桌上，铺着一块长方形的绣金丝绸桌布，这是夫妇俩从北京带来的，上面绣着四季风景。如今，由于工作时间比较长，林毅夫在厨房做饭的时间还不如跑步的时间多：他添置了一台跑步机，把厨房空间变成了临时健身房。不过，林毅夫每天还是会给陈云英煮咖啡。

　　那么，林毅夫是否认为中国最终将帮助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度过难关？“这只是一个愿望。但中国没有这个本事，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协作的问题。”他表示。“所有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欧洲必须拿出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虽然债务问题困扰着欧洲，但金钱并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欧洲应当调动和利用资源，以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信心，这才是现在所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