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