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王石青涩执拗
王石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组织的怀抱。1986年深圳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王石大喜，是一个让万科独立的机会。母公司亦大怒，断然拒绝。王石托关系去找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这似是王石走关系鲜见的事例之一。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给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王石立马被口水淹了。王石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万科宣布在未来3到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2008年12月31日，遵道学校交付使用。一寸光阴一寸金，1300多个孩子，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尴尬的青涩，孤独的标杆。好在资本市场成为万科发展的不竭动力。万科每一次大扩张，每一次度过危机，都仰仗于资本市场。这种若即若离的青涩轨迹能够发生并继续下去，也显示了中国梦的广袤涵养力。
尉文渊蹦进上交所
1990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朱基在海外宣布，上交所年内成立。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说法时急坏了。正此时，蹦出个尉文渊，35岁。11月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
当时上交所第一次开理事会，大家在争理事席位。这时上面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海人行居然不往上报。也许当时上海人行并没太看重上交所，一个下属单位，买瓜卖菜的三产的意思，总经理自己还不就定了？后来给尉文渊补报了个手续。
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后，尉文渊去职。离开上交所的第二天是周六，早晨起来突感到不用上班了，空空的不知该干什么了。于是尉文渊把丘吉尔的《二次大战回忆录》完整地看了一遍。蒙哥马利算什么？巴顿算什么？还是丘吉尔、罗斯福能决定大势，决定命运。尉文渊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政策”：不在体制内任职，不去外资机构，3年内不进股市。“和同龄人相比，我有机会去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满足了。”说不清是尉文渊操持成了上交所，还是上交所成就了尉文渊。
杨百万赚了钱先讨说法
杨怀定自称是中国证券业的社会基础，名片上印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1988年他买卖国库券赚了一笔钱，马上干了三件事。第一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回答得也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你说合法不合法？”第二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第三是从公安局管辖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以后出了问题，公安局管的人跟我一起做，就没大错。”
李灏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票发行爆市事件。2008年，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做了详细披露――
“到底出事了。我说，大家有什么好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事后调查组查出，内部截留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12月16日，市长郑良玉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随后李灏也回北京了。
刘鸿儒坐上火山口
刘鸿儒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曾在东北人民大学读书和任教，他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作过系主任，留苏拿了博士，可到人行的第一个工作是做会议记录，连写会议简报的权力也没有。”
1986年11月13日，中美金融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尔街大亨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美方有前国务卿罗杰斯、前商务部长及纽交所董事长凡尔霖等头面人物出席，有20人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一位，就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刘鸿儒1992年10月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1995年“327”事件后离任，他说：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因为这就不是市场了。
高西庆大笑复嘬牙花
高西庆和王波明在美国读了书，想把交易所带回北京。结果，高西庆进了体制，王波明潜伏在体制外操持“联办”。
证监会建立之初，高西庆下功夫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前后都能够对得上”。法制局的人说，这一章没什么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高西庆反对也没用。1993年4月《条例》出来了，半年后，9月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正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2000年11月某日，我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显然是一基金老总，抱怨《基金黑幕》。看高西庆的表情，极为难，嘬牙花状。高说：如果失实，你可以告它呀，人家是传媒，有这个权力呀。此时高是证监会副主席，副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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