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上海绿地集团楼盘大幅降价，引发部分业主不满。长宁路上的一所绿地集团售楼处被围攻。张瑞麒摄
对于北京白领杨敦而言，“房价下跌”是一个最美丽却也最遥远的梦。从2009年毕业至今，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房价一路绝尘而去。
按照政府统计的数据，中国楼价在过去五年间上涨了60%，而杨敦体会的数字还要更高一些。在她租住的那座位于四环外的小区，房价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平方米一万元上涨到了三万元；小区门口房屋中介的小海报上，不断刷新的数字越来越趾高气昂，也让每天路过的她越来越焦虑不安。
“简直恨不得冲回两年前，对着犹豫不决的自己狠狠甩一巴掌：‘让你当年不买房！’”杨敦说。
不过，最近几个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转机似乎要出现了。除了新闻里不断重复的“寒冬近在眼前”，杨敦也发现，小区周围的房屋中介们开始越来越热情地跟自己攀谈，推荐楼盘的广告短信几乎塞满了手机；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新房的广告里，还是二手房的海报上，那些数字都确切地表明：房价真的下降了。
梦境变成了现实，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欣喜。有人愤怒地要和开发商“同归于尽”，另一些人则陷入了新一轮的纠结。杨敦说，她想继续等房价降到自己能够承受的价位，却又担心，一场“假摔”之后，房价再一次疯长，自己错过最后的机会。
“房价涨的时候，我们觉得焦虑；现在房价下跌，我们好像更焦虑了。”她说。
“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房价松动是从一些很小的细节开始的。杨敦还记得，从两个多月前开始，原本零零星星的房地产广告短信变得越来越密集了。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就收到了5条不同的短信。这些广告短信的诱人言辞不尽相同：有的吹嘘“森林簇拥”，有的声称“地铁上盖”，有的强调“紧邻名校”；唯一一致的内容，就是对“价格”的强调。
“45万能买到什么？”“均价只要11800元/！”尽管收到的是垃圾短信，可看到这些内容，杨敦还是觉得挺振奋。
她甚至明显感到，连小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不同公司的中介们带着贴满房源信息的广告牌，占据了小区各个方向的大门。只要有人在经过的时候稍稍放慢脚步，就会有中介热情地凑过来耐心介绍――在房价猛涨的时候，这些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大多数时间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
他们的压力显而易见。根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北京10月二手房网签套数为7262套，与一年前相比，几乎降了一半，是最近34个月的最低值。因为“僧多粥少”，中介公司开始大量关闭门店，“21世纪不动产”公司在季报中透露，今年第二季度该公司共关闭了34家直营店，而第三季度的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一家大型中介公司的负责人的表述更加耸动：“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寒冬”并非只降临在北京。从今年8月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0%，无怪乎深圳著名的中介公司中原集团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市场预期不容乐观……地产遭遇寒冬，行业面临洗牌。”
引发这场“寒冬”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大量建设保障房等方式“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了八条房地产调控措施，被称为“新国八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是将第二套房的购房首付提升到60%。
“中国遭遇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新政出台后，许多媒体在评论中惊呼道。
很快，青岛、上海、济南、成都和北京市政府也分别出台了调控政策：取消外地居民购房资格，同时严格规定，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两套住房。几个月后，力度令人咋舌的“限购令”被推广到了珠海等二线城市。
“限购”取消了许多人的购买资格，也降低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这给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开发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周前，著名的房地产企业绿城集团甚至被传言因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
董事长宋卫平很快否定了传闻，但他同时承认，自己正在经历“调控的寒冬”。
“企业左右不了市场，正如人力不能战胜天命。”这位地产商在回应中写道，“我们所能探讨的，是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找出一条活路，穿越寒冬。”
一条可能的活路是“找朋友”：与宋卫平私交匪浅的阿里巴巴公司主席马云，通过群发内部邮件，鼓励员工以“内部折扣价”购买绿城集团的新房。另一些开发商则找到了更为简单的“活路”：降价。
降价的风潮在各地蔓延。今年8月，北京一座楼盘推出了“八折特价房”；两个月后，上海一个楼盘索性在半个月内，把单价从15500元/直接降到了10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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