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企业家移民
义乌的老板们也认为国外的投资环境优于国内。“现在，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很多都是要人际关系来解决，隐形的东西太多。另外，国内的一些税费太高，各种各样的费用加在一起，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
但事实上，国外的一些投资项目，尤其是“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移民专家表示也存在一定的风险。“2010年公安部曾点名指出EB-5的项目本质上属于私募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另外，在国外经济出现一定下滑的情况下，选择去国外投资，或许并不明智。”
民政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这些移民的富豪往往对国外的认识陷入某种误区，“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到了国外能做什么公民?投资移民看的是你的钱，没有钱不会让你移民。”
夏学銮认为，国家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也会逐渐在政策上作出某种倾斜，比如说出台些制度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给企业主一些名誉地位，包括让他们在政治舞台、民间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等。随着政策的到位，也可能出现移民者回流的现象。有评论亦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发展时同样经历过移民潮，当台湾富裕后很多人却选择了回乡奋斗，印度、韩国移民潮不在中国之下，对社会发展没有造成根本伤害。
距离义乌300公里外的温州正在上演一幕幕“落跑”的故事，跑路老板大多早已为自己铺好了“落跑移民之路”，老婆孩子已经在国外，资产能转移的也已经转移完毕，义乌的老板们在资金链断裂风险面前不太恐慌。
浙商二代成移民主力军
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而浙商则在中国第三波移民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温州新通出国咨询服务公司一名资深移民专家介绍，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其中浙商二代成移民主力军。
在义乌做服装加工生意的肖艳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委托温州一家移民中介公司办理移民手续，将“移民”提上日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早就打定主意让女儿到国外读书的肖艳告诉记者，心想早晚也要出去，晚几年等事业做大些再走，没想到一拖再拖，一晃六年过去，直到厂子遭遇危机，移民才又赶紧提上日程。
“6年前两个做生意的哥哥就开始办移民了，这几年他们家里老的在加拿大养老，少的在加拿大读书，只留叔伯兄弟在浙继续经营工厂，他们每年还须在国外待上个把月。” 肖艳说他认识的企业家很多都像她哥哥一样，早早的就把老婆孩子先转移到了国外，留自己在国内挣钱。
肖艳的工厂注册资金1000万元，在浙江属于微型企业，平时流动资金全靠每年向银行借上百万元作为周转，然而近来随着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提高，规模又扩大，利润不如从前，又赶上银行限贷压贷。回款速度一般是3个月，眼看仅剩几天，却还不上银行贷款又贷不出钱，很是头疼。
肖艳告诉记者，一个生意伙伴曾放高利贷，对方还不上钱，他也无钱还银行只能落跑，他早就办好了美国签证，现在都没回来。另一个朋友企业做得很大，近年来却亏损严重，好在去年办好了加拿大签证，他将资金抽出来后将全家老少和产业都转移到加拿大。
“客户几乎清一色是企业家”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不久前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在微博中透露这个“非常内部的信息”引起一片哗然。尽管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办公室、浙江省外事办出国管理处都否认了此说法，但李建华本人一直未正面回应。
“从2005年起这边移民就开始盛行了，一直以来我们办的移民客户绝大多数是投资移民，对象也是以企业主为主，他们移民的模式大同小异，就是先将孩子送出国读书，老人照看孩子，自己则会两头跑，而且办移民手续出手很阔绰，可以说不惜代价求快速安全。”加拿大伊恩投资集团公司一名多年从事加拿大移民的资深顾问告诉记者。每年要做加拿大40-50单，主要是去温哥华和多伦多两个城市，而来咨询的人有2000人以上，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接手的客户几乎清一色是企业家，以义乌、温州和台州的企业家居多。企业注册资本基本都在5000万元以上，而且拥有资产10亿元以上的客户占了约30%，还不包括"隐富"企业家。”
根据浙江省内一些移民公司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投资移民成功率较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80万加元 （约500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元人民币）、250万新元（约124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只要向这些国家投资以上金额的资产后，便可以在2年甚至1年后拿到当地的“绿卡”。移民中介向记者介绍，只要在加拿大和美国投资购买和租用价格在60万人民币左右的商铺，就符合移民政策。
浙江省工商局最新的年度统计显示，这个民营经济大省有超过7万家私营企业在健康地经营运作着，总资本近1.3万亿元。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几乎无从测算。
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资讯公司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一行为在更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两拨移民潮以来，这是第三拨移民潮，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这些人何以急着要走?有这么几个原因：为孩子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考虑;让自己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寻求规范化、法治化的投资环境;寻找安全感，一些人非法获得资金，想尽快离开中国，担心未来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财产的安全。
客观上，第三拨移民潮造成的严峻现实是：中国精英与财富流向海外的双重流失。这不是小事，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与反思。
孩子是未来，是希望的传承，挣钱是为了孩子，为子女的教育移民，可以理解。何况中国的教育与国外比，差距较大，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若想享受到优质资源，付出的成本比国外还高。
移居国外，让自己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与优裕的社会保障，无可厚非。在这方面，中国与国外也有明显的差距，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事故、通货膨胀……让人们忧心忡忡。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富人们在国内花钱能买到较为舒适的养老服务，但与发达国家养老服务比，他们觉得这钱花得有点冤。
近年来，赚钱的领域被少数国企垄断，民营资本进不去，民营企业利润微薄，钱不好赚了。国外经济不景气，欢迎境外投资拉动经济，资本能够自由准入，各种优惠自然吸引国内富豪投资移民。
看来，富人移民可以理解。为了留住富人，避免精英人才与中国财富的流失，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弥补在教育、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民生领域方面的欠账，加大改革力度，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民营资本能进入更多的投资领域，与国企站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实现公平竞争。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前提下，绝非让富人们“吃小灶”，搞特殊化，否则，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构建。
更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是，现在的富人是靠国家的先富政策致富的。当初，希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富裕。事实上，这些人富了以后，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当今中国，人未富却先老，贫富差距拉大，实现小康的压力极大。现在，是该认真考虑共同富裕的问题了，亟需调整政策，向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就是失败的，甚至可能激起民间的仇富情绪，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这同时给没走的富人们制造了一个更恶劣的环境。
至于一些富人移民是由于担心其财富的安全，大可不必。中国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不仇富也不仇官，仇的是贪官，仇的是不义之财、为富不仁。这没有什么错。在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我们不能为了挽留富人们，而丧失原则，失去民心。正相反，对那些想溜的贪官、不法奸商，我们要围追堵截，绳之以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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