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四处蔓延。图为美国华盛顿，抗议者们在自由广场搭建帐篷。 （Mark Wilson❘CFP/图）
加拿大女孩莎莉“占领”华尔街已经16天，她大老远自己掏腰包空降美国纽约搞街头运动，原因听上去既简单又好笑。
她的一个美国朋友购买去加利福尼亚的机票，借用莎莉的卡付了款。结果睡过了头没赶上飞机，在机场改签发现票价竟然贵了三倍。他很不开心，于是迁怒于美国金融系统。回到家，一看到Facebook上有人在“占领华尔街”，就拉上莎莉一起来了。
2011年10月16日晚，在紧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祖科蒂公园里，像莎莉这样的年轻人遍地都是。一块塑料布，一张床单，一个毛毯，一床被子，再加上两层帆布，这就是“占领者”的阵地。
这些物品全都来自捐赠，大多数都是二手的，有些还有怪味。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领取物资划出一块地睡觉，但那些看上去图热闹的则必须接受考验。当记者到 “安抚组”要求领取睡眠物品时，就明显被当成图热闹的人。一个志愿者指指旁边一堆脏乱的物品说，“把它们整理好”。袜子、毛巾、手套、衣服……还有避孕套，都需要分类放置。半个多小时里，记者收拾这堆东西的时候，不时有人来领取物资。“安抚组”似乎就是负责发放生活物资的。
在“占领华尔街”示威行动的大本营里，长期聚集着上千人，所有人的吃饭、睡觉、穿衣、医疗……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而是靠志愿者组成的各类小组维系运转。至于小组的建立更是随意，只要一个人高喊一声，“我要成立一个小组”，他很快就会变成“占领军”的小头目。
“战地小组”在行动
莎莉是医疗组的志愿者，这个组可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至少需要一点点医疗背景，比如莎莉就是一个按摩师。
波兰裔老太太米拉，是医疗组中的专业医生。她是全职大夫，已经有30年从业经历。一件米色风衣，优雅气质跟周围邋遢的年轻人有点格格不入。由于白天要上班，米拉只能在下午四点半下班后才到祖科蒂公园的“战地医院”。“战地医院”里，医生并不像护士一样24小时都在，他们的坐诊时间往往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
来看病的人数完全取决于天气，天冷的时候就多些，一般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对于那些较为严重的病症，米拉也会像在医院工作时，拿出卡片为他们登记，如果现场医治不了就会打999救护电话。说起这份兼职，米拉说“去就是为了给人看病的”，她可不管示威者的行动是不是合法的，只知道“看到有人露宿街头，睡在雨中，没办法不帮助他们”。
医疗组算是大组，总共有三四十人。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在原地等病人上门，遇到游行这样的大活动，他们就派人跟着队伍以防有人受伤。医疗组的药品、设备、器具全都是捐助而来，2011年10月17日晚上，有人刚刚捐了一顶大帐篷，为了迎接它第二天的到来，医疗组忙了一夜把药品归类。
似乎只要是有人觉得公园里的生活缺点什么，就可以为此成立一个小组。每隔几天，“占领华尔街”宣传单上的小组数量都会增加，名字更是千奇百怪，比如设计组、图书馆组、学生组、互联网组等等。那些小组活动时也大多没有明显标识，要想知道它们负责什么，只能看组员们具体在忙什么――比如有大量图书的地方就是图书组，而忙着做宵夜的阿兰・杨显然就是食物组的。
大本营每天向占领者提供三顿主餐。食物组还会巡回公园各处发放小食品。这些食品60%是由个人、家庭以及劳工组织捐助，还有一些是饭店捐的剩饭剩菜，另外40%则是用捐助的钱买来的，“每天大约需要七八百美元”。无论是谁，只要觉得饿了，都可以到食物组那里领吃的。为了便于制作和减少垃圾，食物多数是类似三明治、面包、水果这样不需要烹制的东西。
跟所有小组一样，食物组并没有一个负责人，所有的重大决定都需要表决。早上11点是食物组的开会时间，会上各个小的分组会说明当天的计划，比如掌管资金的财政分组就必须详细说明，“今天怎么花那七八百美元”。
可以想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有多么杂乱，但祖科蒂公园里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民主机制，在没有人可以为他人决定的情况下，一项决议要想实施必须有90%以上的人同意。表决方法很简单：同意的话就双手举起并晃动，如果不同意就把手臂水平放着、双手垂着向下，有意见则将一手举起，以无名指示意。
即使像2011年10月16日到时代广场游行这样的大阵仗，也是由一个小组的志愿者投票决定的。在媒体组工作的女孩儿塞尼亚介绍说，游行是由“直接行动组”发起的，“无论是日常在华尔街附近的游行，还是到纽约其他地方的大型游行”都由这个小组制定计划。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活动都能在网站上发布，“比如有人想在下午2点钟唱歌就不行”。塞尼亚强调，如果是个著名歌手，那是可以的，“衡量的标准是这项活动能让公园里大部分人都参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2011年10月17日晚上7点，祖科蒂公园的“人民大会”如期举行。“人民大会”是公园里每天晚上的常规项目。托马斯是当天的演讲者之一。
演讲台设在一个四五节台阶高的地方，没有扬声器，全靠嗓门。听众则席地而坐，每当托马斯扯着喉咙喊，“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大家都会齐声重复一句――目的是让公园里更多的人都听得到。为了照顾残障人士，演讲者身边还有一位志愿者负责打手语。
仔细听听，托马斯的观点简单得很，就是“保持公园卫生，不要让政府有驱逐示威者的理由”。在“人民大会”上，任何人只要有观点都可以发言。“你要想发言现在就可以上去”。走下“主席台”的托马斯对记者说。
“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大多数有着五花八门的诉求。40岁的索米亚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地方，她们那10个人有7个失业，她自己失业1年多了。从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第一天她就来了。她希望这个国家变得平等。索米亚取消了个人的银行账号等，她说不想被银行奴役。
像索米亚的人很多，但也有毫无意见的。一个叫乔伊的小姑娘就是这样。乔伊几乎天天到公园来，但她只是坐在一边安静地织毛衣，既没有举标语也什么都不说，“我并不是要反对什么，我更喜欢用种积极的方式来看待，我是来支持些什么的，我来这就是为支持这场运动、支持他们”。
65岁的退休教师斯蒂夫，则是第9次来到祖科蒂公园。他一般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个小黑书包，坐在公园靠近媒体中心的地方自弹自唱。他最常演唱的歌曲是《Which side are you on》。这首歌是1931年名叫福劳伦斯的矿工妻子创作的，是首美国广为流传的工人运动歌曲。为了配合华尔街的活动，他在一周前将歌词进行了细微的修改，歌词改成：“你跟99%在一起，还是那1%？你挺哪一边？”
到公园来的人，无论是纯粹的示威者，还是工作小组的志愿者，捐物品的普通民众，或者仅仅是路过此地的游客，都把自己的举动视为参与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举动很能反映美国人内心中的信念：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自己去捍卫。美国人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深深的恐惧，担心在某一天这个政府会变成一个专制机器，而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来自新泽西的两个女大学生，在华尔街已四天了。白天有游行时就跟着队伍走，回来就坐在公园边上举着牌子，号召人们为公园里的妇女建避难所，几天下来就筹到了400美元。
在公园里，每个人要么高举起一块标语牌，要么在游行队伍中，在演讲台上大声喊出自己的要求，但自始至终整个占领都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明确目标，华裔示威者阿兰・杨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如果提出一个统一目标，就一定会否定别人的诉求，那就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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