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近日刊登分析文章称“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对饥荒的记忆”,将中国的高储蓄率成因全归结于“社会心理”,有失于片面,但《纽约时报》此文的重点在于一问:这种对于饥荒的集体“记忆”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人储蓄的本能?
“储蓄瘾”若成为本能、“进入基因”,就谈不上理性消费乃至正常生活了。文章作者如是假设:“如果不是本能,那么扩大内需就有希望,一旦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就敢于花钱。如果是本能,那么即便是有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障,中国人也照样会维持高储蓄率”。虽然没确定哪种可能出现,但这一假设已经很有价值了。
应该说,“饥荒记忆”的确是部分国人高储蓄的特色成因,更准确的说法该是“一部分历史原因”。天灾人祸不断,除了个人、家庭还基本可靠外,政治靠不住,社会靠不住,集体靠不住,大家必须把希望寄托于自强自救;由于在所有被认为可当“资本”的东西中,只有自己的钱财才是“硬道理”,大家进而把“根本保障”归结为钱财,“攒下几个钱”就成了我们的王道。
曾经历过“三年困难”阶段,对“饥荒历史”刻骨铭心的那部分中国人,如今大多已经不是经济活动主力,他们仍然在储蓄,但储蓄行为与用途和后辈大不相同。他们为帮儿女而储蓄,为“有事”而储蓄,储蓄的结果,多半是把一生积蓄全部交给医院,在人生最后的短暂阶段,在痛苦中实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慷慨消费。不给儿女留下债务,就等于“有本事”的老人了。
除去贪官、富豪之外的经济活动的主力精英队伍,活得并不轻松。即便是高薪阶层中人,大城市一套住房的需求就足以全面压制他们的其他内需。能够经努力供房、供车、供教育的人,还是收入较高、相对“有指望”的那一群,是穷人们羡慕的对象。而大多数打工族不考虑储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储蓄待办大事的念头,因为所得不够生存基本所需,眼下的生活都捉襟见肘,经储蓄买大件、办大事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太不现实。
中国社会高储蓄,广大劳动者没储蓄———没储蓄,即社会底层和“人心惶惶”之标志。同时,许多人存起来的那些钱,不是不想花的钱,而是不敢花和不够花的钱。存下多少钱才“有底”、才“过得去”,这可不好说。莫测的生活成本似乎是个无底洞。一个中产之家,一次意外、一人得病、一次诉讼纠纷、一段时间的事业低迷,即可令多年奋斗成果化为乌有。
所谓“储蓄成瘾”,其间并不产生“过瘾”之快感———它是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多为被动的理性行为,而在社会政治文明和社会保障体系获得国人信赖后,中国人的“扩大内需”也必会和他国国民的“内急式消费”相似。谁都知道享受比遭罪好,问题是生存环境与制度安排阻碍了普通人群的享受,使他们只有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份儿。(作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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