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因屡屡逐利于潮头而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在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其由辉煌至低迷的过程，不只说明了资本的残酷性，也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遗。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利贷这种古老而血腥的获利方式在现代经济繁华之地大行其道？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发展“求资若渴”，一方面国有银行惜贷如金。与此同时，又有相当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当这种供给与需求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匹配在一起之际，遂通过高利贷这种方式扭曲在一起，也由此衍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败走麦城”的悲剧。
而这也无形中将现行的宏观政策置于更加微妙的境地。毕竟收紧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已经在楼市上逐步显现。这种时候，放一放可能前功尽弃。但如果一味地收紧缺乏变通，是否又将把中国中小企业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须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
如今，浙江企业主欠债“跑路”现象已然引起中央重视，温家宝总理节日期间亲临浙江调研，浙江省政府随即召开四级政府会议要求帮扶中小企业脱困。这一切，对于提振中小企业信心无疑是必要而且及时的。然而，仅有这些尚且不够。如果没有金融体制的创新，民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面临的困局难以根本改变。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银行厚此薄彼非只一日。这一沉疴陋习久积未改，其深层原因在于现在金融体制的僵化、保守。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的千疮百孔，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然而，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开放的理由。
所有这一切的变局都在呼吁金融体制的变革。应以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境为契机，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
节日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中，民企老板的“跑路”依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就在此前的9月20日，在温州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在温州业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作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去年信泰集团光眼镜的产值就达2.72亿元，今年1~8月产值1.25亿元。
1964年出生的胡福林，是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曾担任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副会长，并获得温商十大创新人物、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称号。
而事实上，胡福林的“跑路”，只是将温州老板的“跑路”出走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以来，有着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潮”。
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之一。实际上，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
4月份，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出走。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
进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进一步显现。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落跑”半月之后，被警方追捕归案。之后，往年只发一箱方便面当做中秋福利的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送包括5名保安在内的全体员工到雁荡度假，可当他们欢天喜地游玩归来，发现公司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元的精密加工设备全部不翼而飞，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
9月15日，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去联系；9月19日，开业两年的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房产易主，老板失踪……
当地最热论坛“七零三”罗列了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冗长的名单列出了超过30位“跑路”的企业老板。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从9月12日~22日，温州有7家企业老板被卷入失踪漩涡，而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就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又因债务问题从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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