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更“成熟”
据介绍，在整个温州，民间借贷的参与度都非常高。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前不久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了民间借贷。杜佐松认为，“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
目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短期借贷，比如某个企业找到一个好项目，短期内需要大笔资金，项目结束，借贷也随着结束，这种借贷时间短、利息高；第二种是长期借贷，借方有固定的点或固定的人，放贷就跟到银行存款一样，随时存、随时取，采取这种借贷方式的主要是那些已经做出一定规模和积累了较好信用的企业，这种借贷利息低，但风险小；第三种是层级收储，集中发放，最终这笔钱到哪里去？干什么用？多数放贷人不知道也不关心，这种借贷危害最大，但已经成为国内民间借贷的普遍模式。其中，整个温州的民间借贷都以第二种为主。如今羽翼渐丰的温州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一家敢说没有民间借贷的资本。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康奈、奥康、红蜻蜓等这些如今上规模、上档次的温州知名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自筹和民间资金发展起来的。
相比而言，民间借贷发展相对短的鄂尔多斯模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资金提供者――庄家――中介――贷款者，这是一个熟人社会，靠熟人间的信誉维持利益链的运转，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一批富翁，外地人难以介入；另一种则只有两个环节，或是资金提供者直接贷给民营企业，或是贷款中介机构以自有资金直接贷给需求者。与温州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资源富饶的鄂尔多斯正处于城市高速建设中，因此资金多数又流向了房地产和煤炭业，个体经营者的占比相对要小。
鄂尔多斯模式待考验
杜佐松认为，如今的温州模式较之前也已大相径庭。温州当前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包括了商业银行、地方信用社；小额贷款机构；担保公司以及地下金融中介等多种方式。温州民间借贷是历经数十年发展，与温州经济基础和温州人群体经济共生，是有规划、有组织、有战略的对外投资，以投资收益兑付民间利率，而不是单纯的资本吸收，这是近年来温州资本始终活跃在房地产、煤矿、金融衍生品等投资领域的关键。而温州人善于捕捉投资机遇获取高额投资收益，是能够兑现当前较高的民间资本利率、确保本息兑付的基础，也是温州民间资本数十年不衰的根本保障。
回顾第一次温州民间借贷的崩盘，杜佐松解释说：“正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型企业打击很大，导致企业资金无法及时兑现，出现‘会钱’违约现象，导致后面收钱的人无法收到‘会钱’，当时被称之为‘倒会’。”未来，鄂尔多斯模式面临类似经济危机这样的状况时能否扛住？还待在实践中考验。
高利贷崩盘事件频发
监管加强信号明显
借贷盛宴之后，风险已集中爆发。
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江苏北部的贫困县泗洪县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今年春节过后，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今年5月底，疯狂的高利贷链条一夜之间断裂，并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元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
今年以来，温州发生多起企业主、公务员和银行人员等进行民间借贷后出逃的案例。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关门倒闭。最近的案例是，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闽北担保链已经崩溃，显示部分地区的高利贷冰山已在艳阳下沉入水底。
8月5日，福建建阳刘斌案爆发。此案显示，传销的多层次金字塔式高利贷集资链条将民间资金与众多担保公司联结成一个金融链条。有消息称，仅建阳的担保公司损失就超过10亿元，十多家担保公司老板外逃。
在各地频繁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同时，监管层也在不断释放着监管加强的信号。
8月20日至2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9 月中旬，中国银监会发布风险提示，称“人人贷”（即个人对个人）等信贷服务中介存在潜在风险，要求银行做好风险预警监测与防范。这是监管部门对“人人贷” 这种业务模式的首次表态。此外，还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工商管理部门沟通，针对“贷款超市”、“融资公司”等不实宣传给予严肃查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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