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臣一品的历史似乎再次重演
并非所有的富豪都如此铺张，“大部分人其实十分低调。”德佑地产副总经理罗亚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顶级豪宅的投资者远远多于自住者，随着中国新富阶层财富的扩张，“房地产成为财富的沉淀场所。”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这样说。
当汤臣一品首次将内地房价提升至10万元／平米级别时，它曾受到空前的质疑。此后近两年，汤臣一品因被千夫所指，鲜有人问津。即使远赴纽约、伦敦、迪拜、新加坡等城市推销，也鲜有人买。
今天，当上海、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均出现10万元以上/平米豪宅的时候，当时的质疑似乎已成浮云。
数据显示，在亿万富豪中，“炒房者”的比重占15%，房产投资占其所有资产的80%。如2009年佘山世贸山庄两幢亿元别墅成交，其买家均为海内外投资客。盘古大观的购买者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内蒙古的煤老板。
“深圳的顶级豪宅都集中在大小梅沙，但你如果去转一圈，就会发现那里几乎是一座空城。”一位在大梅沙拥有别墅的律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几乎所有中介都对这些豪宅买家讳莫如深，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买家几乎都集中在房地产、能源、科技和金融领域。“房地产行业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富人。”罗亚东告诉本刊，他们往往会寻找机会重新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
资源型富人买家出手会更阔绰，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光是鄂尔多斯一地，保守估计其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衍奎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煤老板们活跃在北京的豪宅市场，“豪宅在他们眼里就是房产证。”
按照德佑地产的统计，上海最初的豪宅买家主要来自境外，到2000年左右60%的豪宅买家是本地人，现在，80%的买家是外地投资客，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制造业老板们。
薛建雄告诉本刊记者，在限购令出来之前，来自温州、台州等地的炒房团买家，往往花1000多万元就能贷款买到三五千万元的豪宅，“房子只要涨500万元，他们就有了高额的利润。”
房贷政策的收紧一度让豪宅市场遇冷，而随着通胀压力继续加大，具有稀缺性的豪宅就可能成为富豪们兼顾居住与保值、增值的硬通货。“许多豪宅购房人多以‘借人头’或公司名义购买来规避限购政策。”罗亚东说。
有意思的是，汤臣一品的历史似乎再次重演。今年5月，北京钓鱼台7号推出了均价30万元/平米的天价豪宅；随后，上海也爆出天价豪宅，位于松江佘山别墅区的月湖山庄项目单价最高超过24万元/平米，高昂的价格再次刺激了媒体的神经。
古董般的收藏品
“如果仅仅是投资，大部分豪宅的收益远不如普通住宅。”薛建雄说，以上海为例，市中心的普通住宅翻了几番，但即使是汤臣一品，其价格增幅却远低于普通住宅。
对于一些新兴富豪来说，豪宅既是投资品，更是收藏品。这些豪宅，就像名车、好酒一样，成为了“房地产领域的艺术品”，它们往往藏匿在市中心最闹中取静的地方。比如上海的一些老洋房，在种满梧桐树的小马路边，爬满了藤蔓枝叶的花园洋房洗尽铅华，承载着无形的城市历史，也承载着有形的财富。
在罗亚东的印象里，这些极其稀缺的洋房是沪上最顶级的豪宅，它们的集中换手期在2004～2007年左右，此后就鲜有人抛售。“现在有独立产权、能够上市流通的不会超过100套，”罗亚东说，真正可供交易出售的只有二三十栋。据悉，上海市现存的建于1840年到1949年间的老洋房有5000幢左右，九成以上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清晰的老洋房少之又少。
正是因为这种稀缺性，在房地产业，它们被视为“古董”，“境外人士是这些洋房的购买主力，”罗亚东说，这些来自海外或港澳台的实力买家，大多祖籍上海，“一些洋房还可能是他们祖上遗产。”这些买家行事低调，常常通过代理人来商谈物业，直到最后签约一刻才会露面。
不仅如此，豪宅的“金贵”还在于其神秘性，如买卖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可以流通的老洋房往往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出售必须经过文物部门的同意。而另一些地段的房子，“如高安路、湖南路等核心地段的某些洋房，对业主的背景还要有审核”罗亚东告诉记者，他曾经经手的一套房子就因为对业主的审核不过关而搁浅。
檀宫别墅，同样因这个因素而更显神秘。檀宫别墅的对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国宾馆―― 西郊宾馆，其周围3公里内的建筑限高15米。檀宫两栋靠近西郊宾馆的别墅只能由中国公民拥有。 尽管大多数始建于解放前的老房子几经变迁，其产权归属也往往比新兴豪宅复杂得多。罗亚东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手过的一套房子，产权人和继承人甚至达到20多人，整个交易持续数年之久。即便如此，老洋房一旦抛售仍有人趋之若鹜。“中国的富人们在中国置业，总比让他们在海外置业强。”这种说法为观察中国高档住宅市场多了一个角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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