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总裁辞职被疑遭美国政界施压和打击报复(图)

将于下个月离职的标普总裁夏尔马。

　　深度关注

　　23日，标普母公司称，标普“惹祸总裁”夏尔马将于9月12日离职，而这一决定距离该机构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仅有短短两周时间。对于夏尔马的离职原因，众说纷纭，是自愿出走？还是标普集团自保？抑或源于白宫的压力？不少人猜测，夏尔马离职可能是遭到美国政界施压和“报复”。

　　事实上，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美国相关部门的“动作”不断。

　　6日当天，美国财政部就回应称标普计算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

　　11日有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标普公开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前内部哪些人知道这一决定，用以调查潜在内幕交易。

　　紧接着又传出，美司法机构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标普的失职罪查起，并称，正是因为标普错误地为12个抵押贷款证券作评级，才导致了全球金融灾难的发生。

　　本报讯 8月6日上午，国际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这在近百年来尚属首次。

　　标普给美国“降级”的半个月之后，8月23日，标普母公司麦克劳希尔集团发表声明称，标普总裁夏尔马将在年底离开公司，花旗银行首席运营官道格拉斯・彼得森将从9月12日起接替他的职务。麦克劳希尔集团还在声明中称，夏马尔在年底前将继续留在标普充当战略组合评估顾问。

　　有分析师指出，标普公司想通过新总裁任命来修补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令投资者格外敏感的是，彼得森的现任东家花旗银行曾在金融危机中接受美国政府的巨额资助，当时美国政府表示，为避免花旗造成“罕见巨大损失”的救援方案总额达到3060亿美元。这让人不禁担心，花旗银行和美国政府的这种“亲密”关系，未来很可能对标普的决策造成影响。 （晓诗）

　　标普和美国政府仍在“互掐”

　　标准普尔总裁夏尔马将辞职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

　　美国政府即使对标普评级结果不满，也没必要逼夏马尔下台。

　　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资深顾问陈思进

　　本报讯 虽然标普一再声明，夏尔马的离职与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国司法部启动针对标普的调查无关，但彼得森的到来、夏马尔的辞职，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此前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难道是白宫逼走了夏尔马？

　　美政府开查标普

　　虽然夏尔马此前一再强调：“市场暴跌不会仅仅因为一个降级决定，而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但是美国相关部门近日来“动作”不断。

　　据媒体11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标普公开6日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前内部哪些人知道这一决定，用以调查潜在内幕交易。

　　紧接着又传出，司法机构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标普的失职罪查起，并称，正是因为标普错误地为12个抵押贷款证券作评级，才导致了全球金融灾难的发生。

　　但截至目前，标普并没有修改这一评级结果。标普一再坚称对美国主权债务的计算没有错误，而白宫一再申明美债是安全的。双方坚持着，但美国债务危机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在这个时候，标普总裁夏尔马为了“寻找其他机会”辞职了。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以来，夏尔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夏尔马的辞职与美国当局不能说没有关系。”

　　谭雅玲还表示，标准普尔总裁夏尔马将辞职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容侵犯的，无论谁违背了美国国家利益都是不行的。“当然标普事件或许也是美国自己游戏规则的必然，我们并不知。”

　　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资深顾问陈思进在微博中表示，美国政府即使对标普评级结果不满，也没必要逼夏马尔下台。标普降低美国信用，伤害最大的是股市，美债反倒因祸得福。如何降低失业率才是美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 （宗禾）

　　继任者来自花旗银行

　　被疑与美政府“密切”

　　本报讯 消息人士表示，花旗银行首席营运官道格拉斯・彼得森将于9月12日接替总裁职位。

　　公开资料显示，接任者彼得森在2004至2010年曾担任花旗集团日本地区CEO，负责管理资本市场、公司与投资银行、全球交易服务与零售银行等部门的全部特许经营。从2001年到2004年，他是花旗集团的首席审计员，在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之后，领导完成了整个集团内部审计队伍的整合。

　　彼得森在花旗集团丰富的工作经验并没有替他的前程“锦上添花”，彼得森还未继任就遭到嘲讽。

　　不会让美再被降级？

　　有金融评论家讽刺道，花旗银行需要美联储数十亿美元秘密资金救助，让与美国政府过往密切的花旗集团COO彼得森接替夏尔马后其信用或将被吹上天，美国再次被调降评级不可能发生。 （宗禾）

　　三大评级机构中两大是“百年老店”

　　评级垄断已达数十年

　　本报讯 回溯历史，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有两大是“百年老店”，约翰・穆迪在1900年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1906年标准统计局成立，在1941年和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后成为今天的标准普尔。上世纪90年代，惠誉国际崛起，美国三大评级巨头格局终于形成。

　　三大机构的“生杀大权”，主要是美国监管机构和立法赋予的。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改革刺激了信用评级的需求。债券发行人在发行债券之初就主动要求信用评级，从而区分债券资质的好坏。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并制定了相关加盟标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获得认可，成为该组织首批会员，并因此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这样一来，就逐步酿成了如今三大评级机构缺乏竞争、滥用权力的垄断格局。

　　此外，美国法律规定，像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只能购买资质良好的评级机构认可的债券。2004年开始执行的《巴塞尔协议II》则要求银行为其持有的有风险的主权债务预留资本，实际上使评级机构成为权力巨大的评估者。

　　评级过程“空间大”

　　据了解，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但业内人士指出，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

　　穆迪曾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这意味着，债券发行人可以在其想要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评级，从而更好地融资。而事实上，融资完成之后，由于评级机构并未揭示其真正的风险，最终的受害者往往是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