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下一季的风险如何解除
吕勇勤17岁出来打拼，人生几度起落，饱经沧桑。他说，刚来的时候，能考虑的风险都考虑过了，唯独对战争没有多想，“现在看来，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承认对局势审视不足，也懊恼于战争的无常。
6月24日，瑞丽绿元生物开发公司负责人思静对南都记者说，战争是不可抗力因素，投资商们损失的只是一季，还有希望。不过，他强调说，如何为中国蕉农在缅甸的香蕉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回国道路，才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通融”或者“妥协”。
盈江县政府上述负责人说，在合作框架协议下，毒品替代种植不是政府去做，而是通过企业跟境外的合作，在审定企业的资质时，除了拥有足够的资金等实力，政府最看重的是企业在境外的协调能力。
“在境外与私人和政府要有相当强的关系，如果保证不了就没这个资格。”
一名长期从事中缅贸易人士表示，不仅是香蕉，其他在缅甸的投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投资之初中缅双方没有签订长期、细致的协议或者备忘录，当初的替代种植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合作的框架，中间的合作细节很多是人情关系或者口头协议，在政局尚未稳定的缅甸，这些都可能带来风险。
“香蕉这一季出现风险，但是下一季呢？”他反问，如果缅甸一直对拉咱口岸真正通关没有一个明确的书面性的承诺，蕉农的投资就无法得到保障。“香蕉是一年一收割，风险还好控制，里面的橡胶树已经种植5年，在明年或者后年也可以割胶了，并且持续40年，更经不起这种风险。”
云南省商务局替代办主任高正武承认，缅甸政府虽然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但是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缅甸中央政府与边境一线特区政府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形势复杂多变，“企业替代工作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和风险。”
那邦比以前更加喧闹，这里的居民都知道对面发生了战争。没有难民安置营。他们大多住在宾馆，或者投亲靠友。还要多久才能回去？没有人知道。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吧。
2006年4月3日，国务院对云南省、商务部等13个部门关于支持中国企业到缅甸、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的请示作出批示，明确鼓励云南省及各地相关企业到上述地区开展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争取用15到20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替代上述地区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
据初步统计，现阶段替代种植累计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主要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替代项目遍及老挝北部七省、缅甸北部掸邦和克钦邦。中国人境外种植农作物已蔚然成风。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中国和缅甸两国政府签署了罂粟替代种植的行动方案。去年8月，由中国商务部、公安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工作会议通报，我国企业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实施替代项目200多个，替代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该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从高峰时期的130多万亩，减少至目前的20多万亩。
参与替代种植的企业则超过200家。瑞丽绿元生物开发公司与盈江县宏兴贸易有限公司主要承接缅甸密支那的替代种植工作，采取的是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本次遭受封关的投资商主要就是与这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
但境外替代种植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杨慧说，这项（替代种植）工作还没有得到外方的积极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项我们在摸索着从事的工作。”
另一方面，“金三角”的鸦片生产又开始重拾升势。2007年，在连续6年减产之后，缅甸的罂粟种植再次增产。去年，缅甸共生产580吨鸦片，较2009年增加76%。类似情形也发生在老挝和泰国。联合国官员预计，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延续。
反复：替代种植的风险
香蕉属于季节性水果，一年的辛苦也就是盼那么几天，错过了时节，即是灭顶之灾。
就在缅甸政府宣布封关当天，德宏州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赶到那邦。2010年12月1日，德宏州商务局在盈江召开会议，由盈江县商务局、外事局等部门组成的30多人的工作组进入那邦，对蕉农进行安抚。
第二天，云南省商务局负责人率队赶赴盈江。随后，盈江县政府率队前往克钦邦与缅方省长会谈，并派承接替代种植任务的民营公司负责人前往克钦邦洽谈，请求给予尽快开放拉咱口岸。
但直到12月6日，蕉农得到的依然是“耐心等待”的回复。蕉农彼时预测，多等待一天的损失已经超过200万元，随着香蕉成熟面积的扩大，这一数字最终跨越至千万。
他们决定向云南省政府求救，当天20辆车80多名蕉农赶往昆明。12月9日，昆明那边终于传来好消息：今日有望通关。
一大早，上百名位蕉农已经聚集在国门前。到昆明求助的蕉农也连夜赶回那邦镇。中午12时过后，任何与“通关”有关的通知并未如期而至。蕉农们出现骚动，并开始根据自己的能力探听消息，政府、公司甚至缅甸军方。
很快，各种信息在蕉农中间交叉汇总，反映出的内容基本相同：今天不能通关了。“希望很大，像泡沫一样大，但是很容易破。”吕勇勤事后说。
而试图进入缅甸的蕉农反映了另一个情况，缅甸对拉咱口岸进去的控制更加严格。他在缅方移民局里面的熟人发出警告，如果偷渡被抓，“关五年，罚款50万元人民币。”
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击溃了蕉农们。当天22时左右，盈江负责商务的副县长来到那邦镇，集合蕉农，进行安抚工作，并表示无论如何都尽自己最大努力解决问题，承诺第二天一早亲自去缅甸，问个清楚。
到了第二天，该副县长告诉蕉农，现在连他也进不去了，在缅方移民局那里被拦住。他告诉蕉农，缅方政府确实曾承诺12月9日下午开关，但是由于密支那省省长因公务在外地，无法签署文件，所以开关推迟。
“中央政府都同意了，省政府怎么会不执行？”蕉农认为这个解释不合理。
时隔半年后，今年6月24日，这位副县长对南都记者解释，当时缅甸确实同意了开关，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实施。他说，境外替代种植本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很多时候，缅甸政府只是口头协议，“让你通过就通过，说拒绝也就拒绝了”。
但香蕉可不管这些。工人打电话问吕勇勤，熟透的香蕉怎么办？“吃掉。”工人再问：“太多，吃不完”，“那就喂猪吧。”
突围：香蕉的回国之路
拉咱口岸闭关之后，缅方为中国蕉农指出了两条路，一条从雷基口岸，另一条为甘拜地口岸。
急需为香蕉找寻回国之路的蕉农分别对这两条路进行了实地探查。雷基口岸很快被否定，运蕉车一般为28吨左右的大型卡车，雷基路况狭窄，通行无望。只剩甘拜地口岸一条路。
甘拜地口岸从中国腾冲过境。福建古田人胡嫩筹对从香蕉种植地到甘拜地一线做了详尽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上有三座二战时期修建的铁桥，承重不过10几吨，28吨左右的卡车无法通过，只能通过小车倒车的方式进行。
一辆大卡车需要小车倒三次，每次费用5000元，耗时三天左右。走投无路的蕉农们最后决定冒险。他们很快就为自己冒进的决策付出代价。
以胡嫩筹为例。他共计从甘拜地口岸运出香蕉40车，每车的最终运费在7万元人民币上下。由于路途耽搁，大量香蕉运出后腐烂，原本40元一箱，最终的价格只有10到20元。40车香蕉运到乌鲁木齐，反亏80万元。
吕勇勤的情况也类似。在拉咱口岸最终封闭之前，他共计运出50车左右香蕉，赚100万左右；后经甘拜地口岸运出100车左右，亏损却达200万元。“后来大家都不运了，运出越多亏得越厉害”。
但香蕉的回国之路并未因此停止。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香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运回国内，蕉农称之为“香蕉偷渡”。
在蕉农的描述中，这是一场由盈江县宏兴贸易有限公司组织的运蕉行动。其主要形式是，运蕉的卡车晚间从缅甸克钦第二特区进入缅甸香蕉种植地，其间绕过勒扎央关口，从该公司临时修建的便道进入。白天装货，晚间再原路返回。
这次运蕉行动持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客观上，很多蕉农的损失因此而得到了降低。与此同时，向公司交付的通行费每辆车增加了1万元上下，并无收款收据。不过，风险很快显现，一些蕉农甚至为此经受短暂的异国牢狱之灾。
来自四川的蕉农李国术清晰地记得，5月11日凌晨左右，他的运蕉车在缅甸境内突然遭到缅甸军方查扣。司机、蕉农以及购货商均遭搜身与关押。李国术随身4万多元现金以及三部手机“被没收”。
这一天夜里，类似遭遇的运蕉车共计25辆，随车人员以及车辆全部被扣押。
在被缅甸关押11天之后，李国术经中方缅甸使馆工作人员带出，其余被扣人员以及车辆也是在中国使馆斡旋下最终出境，被没收财物均未归还。“香蕉偷渡”至此寿终正寝。
对于这次行动，盈江县宏兴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兴全并未给予正面回应，他告诉南都记者，“缅甸的局势动荡，公司的损失惨重，公司也为保障蕉农的利益尽了全力。”
实际上，在3月24日彻底封闭之前，拉咱口岸曾有过几次短暂的“通关”。采用的是“甲地报关，乙地出货”的形式，让香蕉在甘拜地口岸登记、核销，然后从拉咱口岸运出。
由于是异地报关，蕉农每车要增加大约2500元的出口税。这样，蕉农每车香蕉的税费就从当初的不足2000元到后来的3000多元，今年增加到5000元左右，现在这一数字变成了7000元。
更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每次只允许两名驾驶员和蕉农随车进入，车和人都不能留在缅甸超过3天。缺失足够的工人和运输卡车，运输的速度大为减缓，加上关口时开时关，蕉农觉得“这样的通关几乎可以忽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