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里，前中国驻IMF执行董事张之骧端起一杯清水，细细回味起他在IMF的日子。
张之骧与IMF结缘20余年。1983年，他开始驻IMF工作，此后1988至1991年期间担任IMF副执行董事，1996至1999年期间担任执行董事，其余时间在央行国际司从事和IMF有关的工作。
多年与IMF的亲密接触给了张之骧不一样的视角，如今他也依旧常往返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提起那段日子，张之骧有很多话要说。
最怕听到“准备了点心”
和联合国定期开会不同，IMF执行董事们常驻总部华盛顿，并且“天天开会”。
“24个执行董事组成了执行董事会，代表187个成员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沙特8个国家是单个选区，其他很多国家组成一个选区。” 张介绍。
根据讨论内容的不同，有50%、70% 和85%三档不同的通过标准。“譬如份额同不同意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接受一个新成员这类提案需要85%通过，而SDR的利率需要70%的人同意，通过某项贷款需要50%或70%的人同意。”
但大部分时候，表决并非通过举手。
“不像联合国作决议，每个代表念一个声明，辩论、然后举手，不分国家大小，一国一票，最后投票。IMF完全不同。” 张说。
他介绍，IMF通常的机制是一个问题董事会进行充分讨论，如果没有获得结果，则会讨论下一轮。其中允许IMF相关职员对反对者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说明，或者在决议上进行相应的修改，直到最终获得通过。
“如果遇到难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会拖得非常晚。”张之骧回忆，“因为很晚所以会给大家准备点心。”
“大家都不愿意吃那个点心，因为这意味着会议会很长，那不是一般的长。有时候一个题目会拖很多天，如果决议有时间的限制，可能就要开夜车了。”
在多年的工作中，张之骧只遇到过三五次需要举手表决的情况。“不到极限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执行董事举手表决，代表自己国家的份额。“比如美国的执行董事举手同意，代表17%的投票权，而中国的执行董事举手同意，代表的是3.72%。”多国选区，也就是多个国家在IMF执行董事会中只有一名执行董事，那位执行董事会很详细地说明，选区中的多个国家，有哪些同意，哪些不同意或者弃权，他们在IMF中的份额分别是多少。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世界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脱钩前全球汇率稳定，IMF并无太多压力，但脱钩后，挑战随之而来。
“IMF有六项职责，我认为最突出职责是协调大家在货币政策中的一致，以及设法提供一个稳定的汇率机制，不会产生汇率上‘以邻为壑’的状况。”张之骧说。
总裁通常也是执行董事会的主席，但大多数情况下总裁并不进行表态，也不占任何投票权。
“总裁有粗协调和细协调两种方式。粗协调是指，举行会议时他可以决定让谁多发言，或者先发言，起一个定调子的作用。细协调则是指私下的沟通，这非常重要。真正的事情很多都是私下沟通的。”张之骧说。
如此看来，IMF总裁的协调空间有限。张之骧认为，总裁的作用取决于他能否把大家的意见充分沟通，并在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所以他并没有拍板的权利。但是总裁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有利的。
难以达成的共识
每年最难以达成的共识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份额的增长问题。张之骧认为，这两个问题说到底，是主要储备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全球宏观需求矛盾的问题。
“特别提款权（SDR）是1969年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分配了93亿，第二次分配是1981年，分配了121亿。理论上，每三年会讨论一次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但是实际上，1998年以前多年的讨论只通过了两次，进行了总数不超过220亿的分配。” 张之骧说。
常常是这样一幅场景：在一个即将讨论特别提款权的会议上，来到会场的执行董事们翻阅着工作人员准备好的基本文件，其中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市场运作的情况等。会议开始，各执行董事使出三寸不烂之舌，从各种角度阐述SDR的使用如何不够充分，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因为SDR份额太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发言完毕，会场忽然静默下来。大家都用目光盯着最后发言的美国代表，期望美国是不是可以考虑，或者报告这一提案。然而，美国执行董事只是很淡定地拿出一份申明，念道：“我们认为，全球的流动性是足够的。”
“这样就否定了这个文件。这样的会，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张之骧回忆。
根据IMF的规定，此类文件获得通过需要得到85%以上的票数支持，而美国在IMF的份额超过17%，因此根本没有投票的必要。
“美国不愿意看到别的币种加在一起组成特别提款权，成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人希望看到美元一家独大。”张之骧分析。
2011年1月1日，IMF将SDR的构成货币比例调整为美元占41.9%，欧元占37.4%，英镑占11.3%，日元占9.4%。与2005年SDR的货币构成相比，美元从44%下跌了2.1%，日元下降了1.6%，同时欧元和英镑都有所上升。
而且，SDR的量还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200多亿到如今的约3000亿。换句话说，通过SDR获得资金，会减少全球对于美元的依赖，而且SDR的总量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少。
“所以美国不希望SDR增加很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后，2009年G20的会议才确定了增加2500亿SDR，把过去IMF30年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张之骧说。
他认为，这也说明IMF存在着协调方面的不足。虽然有协调的潜力，但如没有合适的时机会很难发挥作用，而往往是发生大的动荡的时候，才能得到重视发挥在正常情况下起不到的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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