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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