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关岁入无关公平的中国个税史

　　为了调节收入分配，国务院拟调整个税的起征点，虽然方案还未经人大常委会审议讨论，人们也没有见到具体条文，但是也引起人们的热烈关注。

　　其实，个税现在面对的问题，根本的尚不在起征点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现在在于它是分类制而不是综合制。

　　中国引进所得税制度是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建立后，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1913年，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西龄就提出引入所得税的设想，第二年1月，政府颁布所得税条例，这个税种就已经落户中国了。不过实行的效果相当差。

　　北洋政府实行所得税的尝试失败了，但接下来的南京政府再接再厉继续试办所得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拟定了《所得税条例（草案）》，于1935年经立法审议后通过，改为《所得税暂行条例》。南京政府的所得税包括薪给报酬所得，相当于个税。南京政府的个税是分类所得税，主要实行源泉扣税方法。

　　相比历史上中国的各种税种，所得税是一种良种。不过，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而不是综合所得税，在所得税最为核心的公平税负方面打了折扣。《所得税暂行条例》通过后，孔祥熙就解释说：综合课税法在计算上固然十分周密，但在调查手续上却十分繁难，我国目前还不能采用。源泉扣税的优点是手续简便，计算准确，征收不致遗漏，等等。就是说，如果采取综合征收的办法，征管成本将十分高昂，而采用分类征收，源泉扣税，则成本低，能收到尽可能多的税收。

　　实际上，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引进所得税的主要动机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征收更多的税。至于所得税最重要的公平税负，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了。

　　民国政府采取分类所得税，当时的人就有批评。一位叫做秋烈的人在1948年在《我国所得税法的演进》一文中说：“我国所得税规定分类征收，原在手续简便，易于推行。惟所得税之理想仍为综合征收，必如此，始能衡量个人真正纳税能力，而符合公平负担之旨”，分类所得税“实施以来，历史虽短，然纳税人习惯已成，蔚成定制。综合所得税之理未尝不可初步实现……明知此一税制需要更高级之社会条件。与我国国情益感不合，但仍予加入，以为努力目标”。可见，民国时期国人即以实现所得税的综合征收为奋斗目标。

　　那么，人们孜孜以求的综合征收办法，与分类征收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看看实行综合征收办法的美国个税，就可以知道其中堂奥。

　　美国个税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将一年所有的收入累加起来，然后除掉所有的豁免和抵扣，剩下的才是应税收入。每个家庭中，每个人享有一定的豁免额度。收入低，豁免的额度高，收入高到一定程度，豁免的额度反而降低。除了豁免，还有各种抵扣，比如购买住房的抵押贷款利息和用于家庭消费的贷款利息支出，向地方政府缴纳的税款，慈善捐款的支出，等等，都可以扣减，不计入应税收入。此外，勤劳收入享有一定的优惠。另外，美国个税还可以用资本亏损抵补资本利得，比如卖房子赚了钱，但卖股票赔了钱，可以用亏了的抵盈的，利得少当然少纳税了。更有意思的是，美国个税还有“负所得税”，如果一家人的收入达不到应税的起点，那么，他不但不给国家纳税，国家还要倒贴给他税金，相当于国家给他纳税。

　　这就是综合征收的所得税的大致特点。在分类征收的情况下会被征收到国库中的很多收入，在综合征收办法下，就可能不必缴纳。比如你花一年时间写一本书，没有其他收入，某天得到这本书的1万元稿酬，按照分类制，你必须被扣去不菲的税金，而按照综合的办法，则国家或许还该倒贴你。显然，综合征收更加公平合理。民国时期人们就呼吁建立综合征收的所得税制度，其道理就在这里。

　　新政权建立后，长期没有实行所得税制度，直到上世纪末，所得税才重新实行。但非常遗憾的是，新的所得税制度仍然是分类征收制，其缺陷一如其旧。虽然有关方面仍然解释说，采取分类制是因为它的征管成本低廉，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仍然是分类征收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岁入，因而极合闻税则喜的政府的心意。

　　一项在国外良好的税收，引入中国就会变种，这是所得税版的桔生淮北变为枳的故事。（作者：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