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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再思考

www.sinoca.com 2011-04-16  南方网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这些年我们讨论贫富问题,更多的是用收入分配的概念,但我觉得现在以收入分配的概念来说明当前中国贫富问题,能解释的已经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

  一年里创造的财富,大体可以用G D P表示,2010年中国的G D P近40万亿,也就是说2010年新创造的财富大约是40万亿。这40万亿的财富是怎么分配的?理论上来说是在三家之间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但问题首先就出在这三家分的时候。

  最近这些年在分配上有些明显的趋势,比如企业拿的越来越多。企业利润已从几年前的19.0%上升到31.3%.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金属、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

  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指标调整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只占当年创造财富的40%.

  而且,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在哪儿了。

  在当年的收入分配上,创造财富的分配上,接着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拿的多,这不见得就是问题,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拿的也不少,但是有一点,它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等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

  政府拿的多之后,这钱用得还有问题,这是当年财富分配和使用当中的第二点。但是还没有完,在这个环节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年创造的财富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可以说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给分没了。

  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G D P是30万亿元,而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这一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金额有5.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30万亿元当中,接近20%,5.4万亿元分得不清不楚、,给分丢了。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王小鲁等人据此推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距是26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9倍。用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来近似地代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10%家庭,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

  第二个环节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富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个人财富会通过一些途径转移到国家的手里,反过来转移到国家形成的公共财富又有一部分会流到个人的手里。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有明的、有暗的,其中最明显的环节有三个,税收、社保缴费、出让土地的收入。从中我们能看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

  首先是税负的增加,这是我们都会明显感受到的,尤其在最近的这几年,政府所有的调控到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字,那就是钱,如果说两个字那就是收钱,还有一个理由,“理顺税制”,说要理顺税制很多税种要出台,你有房子要收房产税,开车要收环境税,你要社会保障要收一点社会保障税。税负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几年前我就说过,税负的加重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矛盾新的焦点。

  第二个是社保缴费。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香港和台湾)的4.6倍。

  再有则是出让土地的收入。严格来说出让土地的收入不能看做是个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中国卖地收入2.7万亿,增幅超70%.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做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暗的途径。一是物价,现在国有垄断企业无论提供的是商品还是服务,价格都非常高,人们在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时是多花了钱的,通过这样的途径,个人的财富直接转移到了国有垄断企业那里去,这等于间接向政府或向国家的转移。

  还有一个是人们不太容易发现的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财富缩水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途径,有不正当的途径。正当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再分配。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等等。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但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也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这对于缓解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更大的政府公共财富向个人不正当的转移,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有资料显示,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个就是不正当的福利和三公消费,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的过程。

  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在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产的社会。财富的变动可以说对整个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有的财富价值变动,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工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

  现在中国有产的究竟有多少呢?如果以住房来表示,现在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总的价值大约在100多万亿。这100多万亿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3/4和1/4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的75万亿元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是25万亿元。在研究中国目前贫富格局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个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

  我在2009年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2010年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1998年之后这12年中的头一次,假如说就从收入的意义来说,过去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我们能够据此说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也是缩小了吗?这一年城乡贫富差距其实是在急剧拉大,别的都不说,城市居民拥有的这75万亿元的房子,按照去年统计局的说法,7 0个城市平均房价涨了9.99%,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这一年通过财富增值的就有六七百亿,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那一点。从收入的角度,这一年可以说城乡差距缩小,但是从财富的角度是大大扩大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和不考虑进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朋友说这算什么财富,房子还不是房子,都是纸面上的财富。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这当中肯定有泡沫,有物价的因素,甚至有人为的炒作因素,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房价上升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当中其实隐含着财富的转移过程。

  更形象一些来说,假如说一个人在这里以3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同时在这里买了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地铁修过来,在那个地方有一站,3000一下子变成了6000,那个也涨了一点,变成了4000,多出来的部分是从哪儿来的呢?不能完全是看做泡沫或者是物价的因素,实际上地铁这部分的一部分财富转移渗透到这里了。现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超常发展时期,另外从分配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在整体分配的盘子里,直接分到个人人头上的比较少,政府拿的多,政府拿的多的部分,相当一部分也要投入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中,转移过来的财富、渗透过来的财富量就很大,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影响也就很大。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因素,但是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和渗透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平等的。

  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

  刚才说了分也分了、转也转了、征也征了,这个时候你口袋里的还不就是你的,还得有一个掏腰包的过程,就看谁掏谁的。这个掏腰包的过程,是指财富还有一个在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转移的过程。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北师大的经济学家钟伟,他在2004年时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虽然他不是正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计算了四种方式的掏腰包。

  第一种是企业老板掏劳动者的腰包、掏工人的腰包,指以压低工资、少给社会保障的方式获得超额的利润,当时他说工人的工资和社保偏离正常的状态大约每个月有200块钱,打工者当时是1.85亿,计算下来老板和企业大约是掏了工人4400亿元的腰包。

  第二,通过银行存贷款的方式实现的掏腰包。银行的存贷款,实质是富人、企业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借钱的过程。这在中国有掏腰包的意思,不是说不还,问题是出在利率上,就是说你借了钱,你得付给人家利息,但问题是我们这是负利率,正常情况下是两个点的负利率,简单来说就意味着你年初时将这100块钱存到银行里,到第二年初了,银行将这个本给你了,同时给你3块钱的利息,但是这103元已经相当于你存进去时的98元了,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少向被借的人支付了利息,这就相当于掏腰包了。按照当时钟伟的计算,这个大约一年有600亿元,但是考虑到现在存贷款的规模,考虑到今年和去年的物价,通过这个实现的掏腰包,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向被借钱的人掏腰包应该是在1000亿元以上。

  第三是中小股民的损失。2004年时还是一个熊市,根据他的计算当时中小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是1500亿元。

  第四是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钟伟计算是3300亿元,上面提到耕地变成商业地,100万中政府拿40万,我们将之算在第二个环节里,但开发商拿的40万,就属于掏腰包的过程。

  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另外几种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首先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按照道理说,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但在同时,由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000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 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有是行贿受贿。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也值得重视。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掏腰包不仅仅是在国内掏的,国与国之间还得掏,但问题是我们中国肯定是被掏的。被掏至少有这么三种方式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资产直接向海外转移,通过移民的方式也好,留学的方式也好,或者人不出去直接将财产转出去的方式也好,我们每年大量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第二是出口的补贴退税。出口补贴退税实际上是财富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为了保证出口,价格就得低,就要大量补贴退税,造成了国外很多商品比国内便宜得多,这等于用我们公共财政补贴了国外消费者。现在每年对出口的补贴和退税有多少呢?5000亿,美国差不多占1/3.

  还有就是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像中石油,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在最初的四年当中分红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的四倍。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一千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人民币。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问题,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通过这四个环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贫富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环节出现问题。现在我们要调整利益关系,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应当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环节上做文章,可能看得清楚了一些。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转型社会学,提出了“断裂社会”、“新失业群体”、“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等重要概念。其所提出的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有《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现代化》等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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