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 中国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骨子里的消费模式还是吃穿住,比较落后,这种消费模式要转变,要讲究休闲,也就是玩,要有“玩经济”的概念。
王志浩 世界正处于一个由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全球贸易驱动的新“超级周期”中,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
王建 任何国家一般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是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是创造需求的。而中国则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严重滞后,其结果就是形成了高储蓄、低消费
什么是未来十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大趋势是房地产热。而今后的十年中,最热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首年,《规划》要求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由此可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未来5年的题中之意,其中衍生出来的消费型社会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王小广:中国人要有“玩经济”的概念
对于如何实现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建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小广表示,要实现消费主导型经济主要有六个方面:首先是转变消费观念,虽然中国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骨子里的消费模式还是吃穿住,比较落后,这种消费模式要转变,吃住重要,但不要太看重,还要讲究休闲,也就是玩,要有“玩经济”的概念。
其次是要实现两化:一个是汽车化,一个城市化。王小广认为,房子建多并不代表城市化,农民工打工也不城市人,他们没有地位,享受不了社会的福利,虽然有比务农稍微高一点的工资,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化根本没有加快,而且是减退,造成一种分离。还有汽车化,是要自主的国产品牌能够在国内的汽车市场占巨大比重,目前中国的汽车70%的车子都是外国的。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王小广认为,当社保、民生问题解决了以后,百姓不担心生病、失业和养老问题,会把挣到的钱都用来消费。
消费政策也很重要。王小广表示,因为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目前全球面临着气候问题、资源紧缺等问题,这时候需要能够引导正确的消费,比如说政府不能限制买汽车,你也不能限制买房,但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买车和房的种类。
此外,在消费市场方面,需要有一个培育新兴市场的政策。王小广认为,要想扩大消费,在传统市场之外,还要有一个新市场,中国区域的新市场应该在“大中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消费占整个市场的60%多,但人口只有40%。如果把中部地区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大的新兴市场,消费扩大就有了新区域空间。
最后,是增加收入。要想扩大消费,收入分配体制要改革,要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有学者建议未来收入分配改革重点需要提高起征点,但王小广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没有意义,核心应该是改变征税方式,尤其是为富人增加税率,让富人交税。
王志浩:2018中国消费或超美国
中国必须走向消费型社会道路,这已不值得怀疑。但中国的这条道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又会或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渣打银行中国区高级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这是首先要思考好的问题。
王志浩说,世界正处于一个由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全球贸易驱动的新“超级周期”中,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来源方面,力量均衡的转变已经很明显。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目前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王志浩以及全世界投资者,那就是谁将会替代美国消费者成为全球需求驱动,王志浩说,世界不应依赖于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
目前,在西方政策以及东方消费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已经反弹至其经济衰退前的水平,而且中国的消费支出也在呈现出可喜的变化。
王志浩分析说,考虑到人民币一直很坚挺,以市场汇率计算,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从2010年的4166美元上升到2142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类似于韩国在过去50年的转型。在此背景下,假设名义上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在中美两国分别为11%和4%,到2017年至2018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消费支出将超过美国。
王建:城市化是消费的最大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产生最大制约、最大阻碍的失衡是来自于最高层次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大的结构扭曲,因为一般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双轮驱动的。现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是给城市人用的,我们现在虽然也组织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但收效不是很大,因为农村既没有好的道路,也没有好的电力和给水的条件,所以他们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消费品是不行的,只有在城市才有这样的可能。
王建表示,任何国家一般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是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是创造需求的。而中国则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严重滞后,其结果就是形成了高储蓄、低消费。比如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的收入是城市同样工种的收入的80%,但由于他们的家不在城市,他们宁可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水平,把钱汇到农村去。而在农村,因为没有对城市大工业生产的消费品需求,所以形成了储蓄。
王建说,这种储蓄机制在新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剩余产品供给出口,对中国是有利的。但目前新全球化由于美国的次债危机发生了逆转,中国长期持续扩大的外需没有了,储蓄机制所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过剩要发生。而结束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所招致的结构扭曲,可以使中国释放出巨大的内需,通过内需把中国的生产能力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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