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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中国企业家: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

www.sinoca.com 2010-10-11 中国企业家

　　[导读]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他们曾是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最醒目的人群之一，如今这些弄潮者大多数归于沉寂。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企业家”。这里所定义的“消失”，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除了极个别早逝者和终老者。“消失”所指的是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是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过早离开主流商业舞台。这样的企业家25年来并不在少数，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典型者。在一个飞速转型的商业社会，像柳传志、王石 (微博)这样能够超越历史语境、始终挺立潮头的企业家又能有几人?

　　以“消失”为题并非为了噱头，也不是为了简单的褒贬。与那些如今仍保持成功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在所停滞之处构成了历史的坐标。我们探求历史的完整性必从他们身旁经过。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鉴的东西。

　　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如今已不被更新一代所知的企业家不可胜数。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独商界，由失败者主演的戏剧总是更为惊心炫目。

　　并非都是悲剧，还有闹剧。还有剧情至今模糊的剧目。也并非没有重复，当初在远离现代商业文明的蛮荒之地开创企业的人所犯的粗陋的错误、遭遇的铜墙铁壁，并没有与他们败落的事业一起埋葬。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以此为背景，柳传志和王石就值得被再次提及。20多年来，他们小心地克制着人性的弱点并成功地避开了体制陷阱，使自己创立的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消失的企业家们，王、柳多次阐述的原则看起来是对的：建立并执行制度，对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有耐心，低头种地也要抬头看天;不追求暴利，不行贿，承认无知。而对于过度劳累中年早逝如王均瑶者，珠峰上的王石则提供了另一种典范。

　　欲望膨胀的失败

　　由厂长改称企业家，大概是从步鑫生、马胜利开始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以这些“改革者”为主角的热情四溢的“报告文学”，人们可能会惊异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一个企业家竟然如此容易。不过是以身作则，赏信罚必，奖金激励，强调质量。从大锅饭改为承包当然是艰难的，而“一包就灵”证明了一个荒芜多年的市场恢复起来是多么迅速。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改革者们凭着对市场本能的敏感(还要有足够的胆量)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步鑫生、马胜利们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点石成金的圣手，不但商界迫切需要他们的指点，政界甚至艺术界都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智慧。就像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那个初经开拓的草莽世界，他们也被那些热情却无知的市场初民毁了。步鑫生从衬衫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服，马胜利从石家庄纸厂走向全国，将100家亏损纸厂组建成“马胜利纸业集团”。很快，改革者无所不能的幻觉破灭，他们发现观众们在变得聪明起来的同时也变得冷酷无情。

　　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禹作敏，当年的大邱庄“庄主”。在把自己的贫困村庄变为一座工业城市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皇帝”。“家天下”也是某些企业家的梦想，禹只是走到了极端。

　　把牟其中与当年的改革者归为一类有些勉强，一位最早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他用数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换回四架飞机，这真实的奇迹让他之后的所有狂想都有了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商业世界有独特的见解和宏大的构想，思考动辄以人类为起点，但是他缺乏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钱。他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企业家。在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身上还可以看到牟其中的影子。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残酷的竞争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另一种简单的失败也悄悄来临。对广告、价格战的迷恋导致诸如秦池酒业、爱多VCD等企业迅速把自己打垮，它们曾经铺天盖地的庞大身躯原来不堪一击。此后，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战略、管理、基业长青，当初的野心还在，手段渐渐变得高明。但是到了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化程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模式超前的失败

　　当人们认真思考唐万新的产融结合战略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捉襟见肘的资金无法支持他的梦想。牟其中曾在另一所监狱中对《中国企业家》评论说：在中国金融改革到位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顾雏军等人过早掀起的产业整合浪潮影响深远，他们的见识与其遭遇的瓶颈碰撞激烈，从而使整个场景看起来悲惨壮烈，而他们在商业伦理上的缺陷被遮盖。

　　孙宏斌是此类人物在地产界的代表。这个同样进过监狱然后在天津默默做了10年地产的人第一个提出地产全国化，也第一个被宏观调控拧紧的资金链勒住了脖子。当年，孙的顺驰集团要超过万科引发众多争论，现在，全国扩张的地产商已遍地皆是。孙宏斌们的失败也可以归因于欲望远离现实的强大反作用力，但用商业模式的超前解释更接近于真相。

　　与体制相关的失败

　　褚时健不会想到，他最终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总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他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甚至可以把赵新先归于此类。按照王石的说法，如果当初三九有赵新先的股份，他还会那么毫无顾忌地扩张吗?

　　这类企业家以后不会再有，产权不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同样的制约下，柳传志能够用20多年时间“拐大弯”，谋略之高下立判。另一个极端如王石，在送来的股份面前转过头去，无论其初衷如何，事实证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把那些因与官员走得太近而消失的企业家们放在这里吧。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福禧集团张荣坤，农凯集团周正毅，国美电器黄光裕。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还会反复涌现。

　　最后，把怀念留给那些生命也已经消失的企业家，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逸飞集团创始人陈逸飞，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利达玩具创始人张树鸿。前两位中年死于过度劳累，李海仓死于仇杀。张树鸿是位港商，因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超标全部被要求召回而自杀。张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消失”能看到中国制造困境的影子。

　　他是唯一前后三次登上《中国企业家》封面的人，本刊见证了他从陈久霖变成陈九霖的过程，风云变幻，令人唏嘘

　　【《中国企业家》杂志】陈九霖瘦了。
　　

“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陈九霖说

　　入狱之前，他面阔肩宽，颇有几分富态，1035天后，顶心的头发更显珍贵，两腮微微下陷。

　　变的不仅是体形。如你所知，他过去叫陈久霖。近期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以他名字的变化开头。外界对此有种种猜测，有人说是暗喻“九死一生”。陈九霖的解释则是“久”与“九”自己一直都通用。

　　九是中国最独特的数字，据说它蕴藏着神奇的力量。《周易》第一卦乾卦就暗合九之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经历一番寒霜之后，他对此或许深有体会。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陈九霖依然是陈久霖。复出前后，他接连将两篇文章交由《中国企业家》发表。一篇是《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另一篇是《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石油金融体系》，其中谏言中国应与其它贫油的新兴经济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石油金融体系。更罕见地直接指责高盛：中国航油的两次挪盘建议，都是高盛在趁他出差在外时提出的。

　　上述观点是他入狱前就一直秉持的。 2005年，《中国企业家》记者曾赴新加坡采访中航油巨亏事件，彼时已感觉到陈灼热的抗辩之心。他曾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也无怨无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今从这两篇文章中，仍能读出他一吐胸中块垒之意。

　　陈九霖获罪的直接原因是下属外籍交易员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股东通过售股拯救公司，并且没有向交易所呈报亏损。陈一直处在国企高管和“将在外”这两种思维夹击，在某种意义上，这加重了他性格中的赌性。之所以在发现亏损之初没有斩仓或者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而选择更凶险的展期，一方面因为他苦心筹划的收购的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等项目正处关键时刻，市场经不起风吹草动。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深知自己由于风头太健，在集团地位并不稳固，暴露错误无疑等于主动离场。

　　出身寒门，一路打拼，孤身赴海外，四处碰壁，白手起家，这种经历让陈九霖相信人定胜天，在之前的赌博中，他也几乎每次都是赢家。这一次，似乎坏运气集中而来。当年中航油展期持仓的半年中，中东等地区恐怖事件频繁、墨西哥湾发生飓风、美国大选，导致石油供给紧张，多家基金趁机炒作石油期货，油价节节上升，持续停留在高位，再加上主管部门的援手有始无终，陈的石油梦终于成为碎片。

　　中年易名，或许隐含着重生之意。

　　新加坡监狱人尽其材，让陈九霖在监狱主管的网络多媒体公司SDM中担任“运营总裁”，他居然将SDM送到了交易所上市。这所监狱终年不见阳光，他还呼吁狱方反省和改善犯人的待遇。不管是陈久霖还是陈九霖，终究还是个闲不住的人。

　　2009 年1月，陈九霖出狱。他现在的头衔是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该公司在2006年初刚刚成立，归口管理母公司央企葛洲坝集团公司的海外经营业务。对于他的新任命，曾有好事者在网上发起讨论，认为他造成了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不适合再担任国企高管。2005年接受本刊采访时，陈就曾为复出寻找论据：根据西方哲学，人人都会犯错，没有犯过错的人是很难托付的。

　　他是唯一前后三次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封面的人，本刊见证了他从陈久霖变成陈九霖的过程，风云变幻，令人唏嘘。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将普通人推入难以挣脱的漩涡，戴国芳就是后者

　　东山再起这个词不适合戴国芳。
　　

“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就像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情的话，给你打电话”戴国芳对《中国企业家》说

　　从戴国芳出狱之后，我去过他位于常州市煌里镇的老家四次。第一次大门没敲开，第二次遇到戴的亲戚，第三次见了一面，他捂着喉咙告诉我刚做完手术说不了话，等他好了再聊。半年后我估计他好了，再次来到煌里，我们隔墙通话，他说正在北京，我说要马上回北京，他才说了实话：“还是不要见了吧，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就想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的话，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是等不到戴国芳电话的。一位接近戴的舅舅蒋锡生(铁本案的诉讼代表人)的人士透露，他曾通过蒋打听戴是否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讨回铁本老厂的资产，据说戴国芳并不积极。

　　2004年3月，宏观调控的大幕突然笼罩铁本。戴国芳冲击千万吨钢铁产能的大梦破灭，自己也身陷囹圄。

　　2008 年10月，戴国芳取保候审。2009年春节，戴家拜年的人宾客盈门，鞭炮格外响。最初外界对戴国芳和铁本的未来曾有多种想象：有的说他打算继续办钢厂，还有的说当地政府会给他几千万帮他重振旗鼓，后来证明都是空穴来风。一位匿名的当地银行负责人说，“事情都过去五年了，因为铁本的事银行行长都换了几任，他要东山再起比较难，谁还敢给他贷款?”

　　有两块与戴国芳有关资产的处理，随着他重获自由提上日程。一块是铁本老厂，也就是位于东安的戴国芳发家之地。戴国芳被拘捕后，产能为150万吨，占地800亩的老厂在当地政府安排下，交由常州鑫瑞特钢租赁经营，年租金为10万元。鑫瑞特钢在2002年底方成立，最初产能不过40万吨。铁本事件成为其董事长刘建刚和戴国芳命运交错的十字路口。

　　2007年11月前后，常州鑫瑞特钢被沙钢收购，后者占股51%。沙钢的醉翁之意在于老铁本资产。沙钢在结构调整中，可以将一部分低端建筑钢材产能转移到这里生产。

　　2009 年我曾拜访刘建刚，在还散发着油漆味的新办公室里，七八个人都等着他签字。提到戴国芳的归来，他有些不耐烦。“一切听政府的，无论是重组还是清算，我都不会参与。”他隔着宽大的办公桌递过来一支烟，含混地承认戴回来后见过几面。最近的一次电话中，他告诉我说，外界对他有很多误会。

　　另一块资产是铁本新厂，也就是因违规建设而轰动全国的铁本“江边项目”。在铁本事发前从6家江苏金融机构获得的43.4028亿贷款中，25.6亿元贷款已对江边项目做实际投入，而这些资产自从宏观调控后，每天都在风雨中腐蚀，总面积6541余亩的土地已无法复耕。

　　2009年7月22日，铁本破产清算组成立。根据评估结果，铁本东安厂区的固定资产评估价为11.1亿元(含土地)，江边项目资产评估价为2.77亿元。

　　2009 年底，经过两次流拍后，两块资产终于易主。距离铁本老厂不足一公里的常州金松特钢以7.108亿元的保留价格取得了老铁本的资产。铁本新厂资产则由废旧品回收企业常州嘉江物资有限公司以1.994亿元价格拿下，该公司在拍卖前两天刚刚成立，出资人中有原戴国芳的下属朱运国。

　　新厂土地不在拍卖的资产中，据说中石油将在这里建成成品油集散中心和化工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沙钢对为何没有参与老厂竞购不予置评，但是在当前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老铁本资产对沙钢已非一块蛋糕。

　　对常州市来说，铁本事件一直隐隐作痛，越快处理完越好。

　　对戴国芳而言，如今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铁本的债权人有近1000位，确认金额达到38.4亿，而拍卖总价尚不到10亿元。

　　中国民营钢铁企业是一个在悖论中成长的群体：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来自国家层面的控制始终交织在一起，戴国芳是在这个悖论中折戟沉沙的极端例子。与其他入狱的企业家不同，戴国芳在事发前并未因他的经营能力著称。

　　时势造英雄，时势有时也将普通人推入难以挣脱的漩涡，戴国芳就是后者。
　　

12年蛰伏，72岁的吴炳新眉宇间仍有抹不去的霸气。他构想的“傻瓜地皮草”新模式能否把三株带向另一个高峰

　　12年前，吴炳新带领的三株集团如日中天，保健品年销售额80亿元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如今，在济南寻找三株总部并不容易。

　　盛夏7月的一天中午，经多方打听，在山大北路一处汉庭酒店的西跨院角落中，《中国企业家》记者才发现了三株的标志。“这两个院子加这栋楼目前的产权仍是三株的，我们只是把它租给其它公司。”三株医药集团的一位高管说，“吴总当年就在东西的楼上指挥的三株集团全国战区的销售战役。”

　　如今，72岁的吴炳新眉宇间仍有抹不去的霸气。“6月16日过的生日，我感觉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好，也想再完成一些未了的心事。”在采访的近2个小时里，吴始终谈笑风生，丝毫不见疲态。

　　1998 年3月，湖南常德市中院就“八瓶三株喝死一位老汉”事件，作出三株败诉的一审判决。随之卫生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三株停产整顿。新闻媒体蜂拥跟进，“三株”陷入灭顶之灾。一年之后的3月，湖南省高院对此案作了三株胜诉的终审判决，并明确“三株口服液是安全无毒、功效确切、质量可靠的高科技产品”。 2000年4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关于学习三株党建工作事迹的新闻。这条高规格的新闻足以给当事人“平反昭雪”的抚慰。

　　“时至今日，任何层面的歉意对我而言已不重要，也没意义。我能说的是，当年的实验报告是假的，死的那位老人也根本没有服过三株口服液。”吴炳新语气坚决，嘴角也有些颤抖。

　　1999 年终审胜诉后，吴炳新本打算来个“反炒作”。这对于一位仅三年时间就能攻下中国大半市场的营销巨头来说并不太难。然而，一天，他在济南一家小药店中闲逛时，听到一个女销售人员对顾客说：“三株都吃死人了，你还要买?我们这没有。”闻听此言，在一旁的吴炳新只能苦笑，这就是市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任何的挣扎可能都是徒劳的。

　　此后，三株采取了瘦身和品牌隔离措施，将化妆品品牌三株生态美改名为生态美，生态美集团在上海重新注册。经过几年的调整后，吴炳新召集旧部确立了化妆品、发酵中药制品和医院三个主要业务领域，并于2005年在济南注册了三株医药集团。三株的中药制品、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都在济南;化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上海;中药治疗为主的三株医院占地28亩，位于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

　　2006年到2008年，吴炳新的全部精力用在著书上。“两年时间，废寝忘食地写了150万字的《消费论》。”吴炳新说。2008年5月，《消费论》正式出版，吴炳新在第一页标识“献给改革开放30年”，同时也是对自己70岁生日的自勉。该书出版后，美国休斯顿大学等多所院校邀他海外访问讲学。

　　当年三株集团科、工、贸一体化，仅营销人员就达10多万，全国设立600多个销售公司，2200个办事处，13000个工作站的自建终端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市场形势了。

　　因此，“从2004年开始，我就进行了一些市场调研，想找到一种更适合三株的营销模式，现在我们内部已经达成一致：下一步发展连锁店铺加盟形态。”吴炳新说。他给三株现在推广的连锁店铺起了个名字叫“傻瓜地皮草”模式。“傻瓜”就是店铺运作标准化，加盟者运营操作起来容易，而“地皮草”就是遍地建店，遍地开花的意思。店铺分为两类：一是酵本草大药房，这个店铺里主要销售三株中药发酵专利技术生产的中草药产品，同时还销售保健品和其它药品等;二是酵本草生态美店，这类店铺主要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等。

　　历经磨难，吴炳新雄心不减，他说，未来三到五年，三株医药集团有一个“双万店”计划，也就是在2013-2015年时，三株医药集团的两种店铺将扩大到各一万家的规模。“这个规模也不难达到，多年来，三株集团对于中国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未来我们会让大家看到一个三株的新传奇。”

　　从蓝市长到蓝老板，再到蓝局长，这是一个非典型“红顶商人”的轮回路
　　

　　我们行进在有“巴楚屋脊”之称的齐岳山山腰上。虽然是爬山，但车子开得飞快。一路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蓝胜利默默不语。

　　车到山巅，拐进一个岔路口。蓝胜利忽然回头，对我说：“还记得不?这条路是我当年修的。”那已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坐着“庄主”蓝胜利的一辆130货车上山采访。这个路口，有一个“胜利农庄烤烟基地由此去”的牌子曾经矗立

　　车在一处喧嚣泥泞的工地停下。隔了一会，后车陆续而至。

　　“跑得比我们还快。”

　　“蓝市长地形熟。”

　　“嗯，3000亩土地那时候都是他的。”

　　一行人中有人对着蓝胜利打趣、慨叹。蓝胜利没说话。

　　是的，这并非一次旧地重游。

　　此次上山，蓝胜利是陪同省物价局领导视察湖北能源集团在建的齐岳山风电场。而他的身份则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物价局局长。

　　“这里离当年的烤烟基地还有两公里路。”蓝胜利向远方指了指，说，“早已面目全非了，没什么看的了。”

　　他说，自打回政府上班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十几年官场的“回炉”，蓝胜利说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蓝今年58岁，离退休的日子不远。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

　　1996底，时任利川市(隶属恩施州)市长的蓝胜利，辞官下海，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胜利农庄”。在恩施州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地区，此举足当石破天惊。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30年，本是“红顶商人”迭出的30年，其中有亦官亦商者，也有明官暗商者，更多则是官商勾结者，无论哪种，都在通过政商关系的操控赚钱。像蓝胜利这样纯以农业开发为创业目标者，真正是凤毛麟角。

　　触动蓝胜利放弃官场的直接原因是由他亲自起草的一份文件难以落实，文件的名字叫《关于鼓励国家、集体单位职工和社会人员承包“三荒”的意见》。据他先期考察估算，利川成片的荒地有290多万亩，超出当时的耕地面积一倍多。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坚信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道理，希望通过开发这些荒地带动当地农民致富。蓝胜利曾经带着市里30多位局长登上齐岳山考察，局长们对市长的想法都表示支持，但是一谈到落实，无人出头。这让蓝胜利很郁闷。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应该是作为市长对社会的贡献大。但是现在的情况和改革开放之初大不一样了。在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领域需要的是更多敢闯敢干的市场弄潮儿，他们也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市长在转轨过程中则充当着十分尴尬的角色，有时候不得不违心地作出一些决策。”

　　“与其推着别人干，不如自己带头去干。”蓝胜利下了狠心。“当市长太不自由了，就好像笼子里的鸟看笼子外的鸟。你看笼子外的鸟多自由。”

　　于是，蓝胜利向恩施州委提交了辞呈。州委几经讨论，批准了他的请求。11月20日，蓝胜利正式卸任，当天，就带领一批农民、下岗职工和个体户上山，开始艰难创业。时年，蓝胜利44岁。

　　蓝胜利并非一个缺少政绩和能力的市长。1994年，在他领导下，首次使利川市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因此，对于他的选择，很多同僚表示不解。有人甚至认为，他之所以放弃市长的地位和权力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对此指责，蓝胜利反驳道：“如果纯粹为了个人利益，我可以不走上山开荒这条道路，我可以利用当市长建立的社会关系去经商，舒舒服服地赚钱。”他并不想戴“红顶商人”的帽子。

　　蓝的话现在听起来有些冠冕堂皇，但是这样的举动，若非性情中人，很难做出。在当地官场，蓝胜利算是个“异类”。据他的一位昔日同事回忆，蓝胜利讲话不喜欢照本宣科，说一些大话、空话。他的发言总是“慷慨激昂”，颇具感染力。他个性很强，甚至执拗。1985年，蓝胜利任恩施州武汉办事处副主任，已是副处级干部，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上级看中，想调他任州民族贸易局副局长。级别不变，由虚入实，一般人求之不得。但蓝胜利不干，宁愿回到利川县(当时尚未改市)任财贸办副主任，级别由副处降为副科，“我就是想待在利川，为家乡做点实事。”

　　此后，蓝胜利的仕途仍可谓顺风顺水。1991年，蓝升任利川市副市长;1994年4月，当选利川市市长。

　　当了两年半市长，蓝胜利与单位签订“停薪留职”合同，在齐岳山承包了3000亩土地，下海。从1997年初公司正式运营，到1998年底被迫上岸，前后只有两年时间。

　　“我当时还是太理想主义，抱着同情农民的心态，太想入非非。经历过上山才知道自己干事业有多苦，什么事都不能勉强别人。”对于当初局长们的踌躇不前，他后来也表示理解。

　　据当时媒体报道，上山开荒后，“蓝胜利被当地派出所罚过款，扣过车，抓过人”。“自己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都出现了。”最让他想不通的是本来一心想为农民做点好事，但在他经营农场期间，被附近农民“偷玉米、偷肥料、偷煤炭”，“甚至烤烟的烟囱也被偷走”。

　　对创业者而言，这当然只是末节。更主要的是蓝胜利对选择的经营方向还未摸准。当时蓝最倚重的是“烤烟基地”，但是他后来自己也承认，“在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上，种的烟叶质量不是很好。”“这个海拔最适合种的是高山蔬菜。”还有市场时机，蓝胜利也赶得不是很好。利川市是众所周知的“烟财政”，当时烟叶占财政收入的80%。蓝胜利当市长的是时候，在抓烟财政上也尝到了甜头。1995年，烟叶的价格是3元/斤;1996年，就涨到了6元/斤。但是，市场行情千变万化，到了1998年的时候，就跌到了4元/斤。这让雄心勃勃的蓝胜利始料不及。

　　初尝创业酸甜苦辣的蓝胜利有些动摇。恰在这时，1998年底，中组部下发文件，规定公务员不得以“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蓝胜利面临抉择。思忖再三，蓝把迈出官场门外的一只脚收了回来。身体是蓝胜利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他患有胃溃疡和肾结石，他担心要是碰上绝症或是天灾人祸，自己无力承担。

　　经营两年，梳理账目，债权债务基本扯平还有富余。私人欠款不好要，公家的钱则是必须要还的。最后，蓝胜利用当初在利川购买的20亩土地抵账，在1999年底还清了40万财政欠款。由于土地增值，“财政还赚了100多万。”蓝胜利说。“现在值1000多万。”

　　当年，蓝胜利还在恩施市清江沿岸，购置了3公里长、100多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滩，现在成了恩施市著名的沿江路商业街区，也原价交还给了政府。“当时花165万，现在值好几个亿。”蓝胜利闪过一丝懊悔，“不然，我就是亿万富翁了。”

　　“说到底，还是干事业的决心不大。”蓝总结。

　　1999年1月，蓝胜利正式回到州经贸委上班，任职副主任，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商人生涯。“昙花一现。”蓝胜利自讽道。

　　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人给蓝胜利算命，说他没有“偏财运”，“一辈子就是七品的命”。似乎都言中了。

　　从1994年担任利川市市长，到今年在州物价局局长任上面临退休，蓝胜利做了十六年正处级。在蓝胜利原地踏步的时候，他的昔日下属有几个已经晋升为厅级干部。

　　“钱赚不完，官当不完。”酒桌上，他自我解嘲道。

　　重回官场，蓝胜利学会了打麻将，不过老是输钱。工作之余，他还下围棋，写诗，写小说。小说写的是《国共演义》，预计写180回，现在已经写到42回。“三国演义波澜壮阔，不如国共之间的争斗有看点。”蓝胜利觉得。

　　2002年，蓝胜利调任州畜牧局局长。1年3个月后，调任现职，州物价局局长。“这个部门要和很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打交道，检查处理乱收费的行为。”蓝胜利说，“只有老人才镇得住。”组织上知人善任，蓝胜利在这个位置上一坐至今。

　　恩施清江两岸盛产一种“云锦石”，光滑的石头表面，兀然突出各种形态的花纹，殊为珍贵，是当地收藏市场的主流商品。任畜牧局局长一年多时间，蓝胜利进京十余次，跑部钱进。为了送礼，他开始收集云锦石。不知不觉间，集石竟发展成为他闲暇间最大的爱好。几年潜心收藏，蓝胜利的家中，如今布满各种奇石。主人经常会拿起一块石头，在抚摸把玩之间，任凭岁月静静流失。

　　“退休后，我准备开个奇石馆。”蓝胜利说。名字都想好了，叫“攻玉堂”或“独步斋”。

　　蓝胜利有些古诗词的底子，家人颇多爱好者。蓝胜利说他写诗不究平仄，只求直抒胸臆。在经贸委工作期间，蓝胜利借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题写过一首七律：“帐纱斑斑留雨痕，绿苔片片依墙生。寒鸡鸣床梦多怪，北风透窗夜频惊。檐泥打头紧闭眼，疾雨敲门懒翻身。最是怕听旁人说，明晚又有雨三更。”

　　写的是那齐岳山上的“农耕岁月”。

　　尽管是非、褒贬、争议之声至今未绝，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是步鑫生当时迈出的一小步引来了城市企业改革的一大步
　　

78岁的步鑫生，如今在上海安度晚年。

　　他每日练习书法，尤爱写“寿”字，并专挑书写得意的“寿”字赠送好友，希冀人人都人寿年丰。

　　他喜欢逛书店，爱读历史书。也许，他要从历史的镜子中回看人生的得失，有所感悟。

　　他身体健康，说话声音洪亮。问他有什么奥秘，他打趣道：“我有步氏健身法，什么时候教你几招?”

　　每到逢“8”之年，诸如1998年、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的日子里，步鑫生往往都会成为公众人物，众多媒体总是想方设法四处寻觅他的踪影，而他不得不玩起“捉迷藏”，甚至自我消失。对媒体记者的采访，他一概婉拒。

　　人们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步鑫生、“步鑫生现象”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尽管是非、褒贬、争议之声至今未绝，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是他当时迈出的一小步引来了城市企业改革的一大步。可以佐证的是，他制定的一些“治厂法则”，那时可谓“石破天惊”;现在这些“法则”仍在被沿用，只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1998年，《人民日报》报道称：“步鑫生：剪开企业改革帷幕”;

　　2008年，步鑫生荣获“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

　　2009年，浙江省评选省内建国60年最有影响的60人，步鑫生名列其中

　　虽然居住在上海，但步鑫生仍常常回到家乡海盐。在当地著名的南北湖风景区，建起了“步鑫生改革陈列馆”。一位县领导说，步鑫生的改革，应该在海盐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步鑫生旋风”

　　上世纪80年代，步鑫生执掌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之职，他把上海作为制高点，迅速打开市场，产品供不应求。他添过设备，扩了厂房，但是杯水车薪。厂里工人大多是年轻人，有力气有技术，但做多做少一个样，浑身的劲不肯使出来。步鑫生见状，制定了许多有违当时“红头文件”的规章制度，诸如超额拿奖金，完不成任务扣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上班时间不准串岗;“泡病假”的只发生活费衬衫产量大幅度上升，但反对、责难之声也随之而起，说步鑫生“破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是“资本家”、“比资本家还资本家”。

　　“我是被‘逼’出来的，那时，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回忆道，“每碰到阻碍生产的事，我就订一个新的规章。产量上去了，质量不注意，我就提出‘损一罚十’;茶渍泼在衬衣上洗都洗不掉，我就禁止带茶杯进车间;产品知名度不高，我就花钱去做广告。”当时的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只有三个企业的广告牌，一个是日本三洋，一个是中华牙膏，还有一个就是海盐衬衫总厂的“飞燕牌”。步鑫生说到这事，至今还十分自豪。

　　在争议和责难声中，海盐衬衫总厂发展壮大：建起了花园工厂，引进了先进设备，年产衬衣100多万件。在国内服装行业举步维艰之时，海盐衬衫总厂的产品却畅销无阻，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专业衬衫厂。全厂利税从他刚接手时的6.3万元，猛增到1983年的100多万，退休工人的退休金有着落了，镇上的年轻人都以成为该厂的职工为荣。

　　当时，中国改革的大潮正由农村转向城镇，步鑫生的创新改革之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浙江日报》在1983年4月26日以《企业家之歌》为题，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矢志改革的事迹。当即，先是在浙江省二轻系统、然后是在全省企业中掀起了学习步鑫生、开展企业改革的热潮。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的方式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

　　然而，伴随步鑫生的总是争论和责难。有人说他独断专行，有人骂他欺压工人。针对责难和疑惑，中央又指示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及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情况进行详尽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对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尝试和步鑫生的改革精神应予充分肯定。一位省领导还把步鑫生比喻成前苏联红军名将夏伯阳，虽有不少缺点，但忠诚事业，勇敢无畏!于是，经过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1984年2月 2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要求各地积极发现、支持、宣传自己那里像步鑫生那样的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优秀党员和干部。

　　从小小的海盐县起步，“步鑫生旋风”刮向全国。

　　在四面透光的“鱼缸”里

　　步鑫生的名字传遍全国，各地纷纷邀他去做改革报告，不只是谈企业改革，还请他谈文艺改革、军事改革据统计，仅从1984年2月27日至4月30日，从全国各地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的人数就超过2万多人，名不见经传的海盐小城成为全国注目的“热地”。

　　放弃无罪申诉，申请假释，牟其中选择了通往自由的另一条道路。痛苦但是现实。近年来，获罪企业家因为狱中表现良好，通过假释提前获得自由的不在少数，比如胡志标、唐万新。而他们，都比牟其中年轻一个时代。
　　

　　夏日的武汉，酷热难当，空气中蒸腾着水汽，让人憋闷无比，不愿意动弹。

　　既便如此，在湖北洪山监狱的围墙之内，牟其中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在每日午休过后爬一百级楼梯的习惯，在一旁照料的看守每天看着这位老人日复一日执着地沿着楼梯上上下下，愈发揪心起来，毕竟，他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可牟其中自己却浑然不觉，仿佛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在改革开放的浪尖激情翻滚的弄潮人。

　　我们见到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的时候，她刚刚从武汉探监回来，白皙的面庞看上去有些憔悴，眼神里还有些许黯淡。甚至，言谈间眼圈还偶尔微微泛红闪着泪光。这与此前媒体对她的描述有些不同。十年来，这名女子独自奔波于武汉与北京之间，试图为牟其中，也为曾牵扯信用证诈骗案的自己，申诉无罪，虽然一直没有结果，但是也没有被法院书面驳回。如今，夏宗伟和她所代表的牟其中正在面临新的抉择。

　　2010 年1月7日，距离1999年1月7日牟其中被刑拘整整11年，满腹委屈的夏宗伟这一天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新的申诉大厅，这些年来如阴云般笼罩着夏宗伟的南德旧事如泄洪之水般涌上心头。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没有被驳回的申诉可以直接被反映到最高人民法院。窗口有人接待了她，登册记录，然后让她回去等通知。

　　这不是夏宗伟第一次经历类似的程序，根据她的经验，这样的程序通常是很难有下文的。如果不是此时有识体者适时劝解，这种无果的申诉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如今距离2000年牟其中被判无期徒刑入监已有10年的时间，在考核甚为严格的洪山监狱，牟其中从未有过违纪行为发生，并多次获得表扬。这也使得他继无期徒刑减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获得了多次减刑的机会。但实际上，根据《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人，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表现良好，可以适用假释。也就是说，此时的牟其中已经完全具备申请假释的资格。

　　“老牟年纪也大了，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申诉上，还是申请假释早点出来吧。”很多人希望夏宗伟劝劝牟其中。早日申请假释，重见天日，看起来是更识时务选择，但对牟其中而言，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假释的前提是认罪服法，放弃申诉，而十几年来，牟其中一直不认为自己有罪。当夏宗伟在今年春节向他提出假释的建议时， “我不愿意假释。”牟其中这样回答。实际上，牟其中入狱的最初几年，便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可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

　　夏宗伟理解牟其中的纠结，可是十年的申诉无果让她学会了面对现实。“就算等到77岁(2017年)的时候刑满出狱，他还活着，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十年了，已经过去了一个时代，再过七年，又是一个时代。总有一些媒体或者外面的人关心老牟对未来的打算，可即使一个人意志力再强，调控力再强，也需要适应的时间，现在委屈一下，早日假释，早一天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他的那些对以后的构想。”而这些话却很难在每次20分钟的探监电话里对牟其中讲清楚。

　　“我觉得原来跟他沟通还比较容易，有什么话一说就明白，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沟通比较困难。也许是在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他这个人又主观性很强，所以不跟着外面的人的思路走。”百般思忖之下，夏宗伟6月份给牟其中寄去一封书信，劝牟其中转变心意，在这封信中，她提到了牟其中的儿子在国外生病需要手术的消息。

　　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的病痛，也许牟其中依然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牟其中的两个儿子早年便去了美国，期间因为牟其中受到审查，经济窘迫，无力支付小儿子的学费，学业受阻的小儿子只能做一些体力活打工谋生。因为常年劳累，膝盖出了问题，如今走不了路，到了不得不手术的地步。而这，成为压在牟其中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牟其中向监狱提交了假释申请书。“当然，老牟还有条件申请减刑，但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显然不如假释更符合自身实际。”夏宗伟分析。近年来，获罪企业家因为狱中表现良好，通过假释提前获得自由的不在少数，比如胡志标、唐万新。而他们，都比牟其中年轻一个时代。

　　自由，对一个身陷囹圄近十二年之久的人，怎会没有诱惑力，哪怕执拗如牟其中。夏宗伟能够明显感觉到牟其中情绪的变化，他时常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给夏宗伟打电话，打听申请的进展。

　　最近，有一位与牟其中同龄的故人专门打电话来，让夏宗伟千万叮嘱牟其中不要再爬楼梯了，说自己原本也每天坚持锻炼，可是现在忽然腿就不能走路了，年龄不饶人。可牟其中除了感激故人之外并不为所动，他认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个运动强度。但实际上，牟其中这几年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除了原来的高血压，又新查出了糖尿病。夏宗伟认为，长期的压力是引发糖尿病的主要诱因，再加上他常年运动量很大。有本地的狱友分给他一些亲戚送进来的食物时他也不控制食量，所以饮食并不规律。夏宗伟话到嘴边却又不知如何出口，她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牟其中真的出来了，还能再像现在这样爬楼梯吗?如果运动方式变了，他还能适应吗?

　　无论未来如何，十年申诉，牟其中最终选择了通往自由的另一条道路。痛苦但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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