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月29日下午举办于北京的一个原本单纯的聚会，因为巴菲特和盖茨的慈善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沉重。有人郑重其事地“裸捐”，有人低调地婉拒推辞，但更多的中国富豪，则选择了沉默。
中国新闻周刊2010035期封面：“裸捐”挑战中国富豪。
“裸捐”挑战中国富豪
捐，还是不捐？捐多少？为什么捐？在多数富豪还沉浸在这些问题的纠缠中时，中国富豪中的“首善”陈光标、爱国者总裁冯军和著名影星周润发首先站了出来，响应“裸捐”。
All-out donation，很显然，美国式“裸捐”冲击着的不仅是87.5万个中国千万富豪和5.5万个中国亿万富豪(数据来自胡润财富报告)，也冲击着普通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和使用财富的方式，更冲击着中国慈善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环境。
在财富获取方式并不完全规范、慈善行为动机复杂、《慈善法》迟迟难以出台、慈善姓“官”姓“民”未定之际，“巴比”的“慈善晚宴”也许让中国富豪和民众有了一个思考的机会：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才是健康的，什么样的慈善方式更适合中国？
“巴比”游说中国富人
文/周浩 刘茜 本刊记者/庞清辉
金秋的北京，将因一场晚宴而变得格外热闹。
9月29日下午，北京，一场规模较大的私人聚会将拉开序幕。这场聚会的主办者，是来自美国的两位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参与者则将是数十位中国富豪。
在众多中国富豪眼中，这将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鸿门宴”。
盖茨与巴菲特的“慈善晚宴”
为中国富豪而举办的“慈善晚宴”，将成为盖茨和巴菲特2010年中国之行的第一个高潮。
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邀请美国众多超级富豪与最富有的家庭参与，呼吁像他们一样有着巨额资产的富人们把一半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截至8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大佬的公开承诺。在今年初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盖茨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想来中国游说富人热衷慈善的意愿。他在论坛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我肯定会去中国，告诉他们我究竟有多么热爱慈善这项工作??我们将和有意走进慈善事业的人们促膝而谈。”
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说，这次 “慈善聚会”缘起去年11月份盖茨的一次私人访华。当时盖茨同包括陈光标在内的几位在慈善领域相对活跃的中国富豪，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激起了盖茨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兴趣。此后，盖茨便一直致力于与巴菲特一同在中国开展一次大型慈善活动。但由于行程原因，原定于今年3月份的活动延迟至今才得以成行。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盖茨与巴菲特已经向数十位中国顶尖富豪发送了一封亲笔邀请信函。
在中国公众与媒体笔下，巴菲特所说的这场会议被称作“慈善晚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新闻官张景日前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被邀参加聚会者为50位中国富人，但是，由于此次会议“是私人的活动”，因此将“全程封闭，不会有任何媒体参加”。
谁将进入晚宴名单？
收到信函的中国富豪，反应不一。
2010年9月5日，陈光标在其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刊出一封致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我在此郑重宣布，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你们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这封信，使得陈光标成为收到晚宴邀请后第一个公开回应的中国富豪。
陈光标在他的名片中如此介绍自己，“中国首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CCTV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中国最具号召力慈善家、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全国十大优秀志愿者。”
公开资料显示，陈光标，1990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曾经做过针灸、推拿大夫。2000年弃医从商，组建江苏黄埔投资集团并任董事长。刚开始的主要业务是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整合、盘活再出让；后来该公司进入拆迁行业，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和再利用等业务。
陈光标近年来因热衷慈善事业而屡获殊荣。2008年4月，在民政部主办的“中华慈善奖”颁奖典礼上，陈光标以年度捐款1.81亿元的额度，获得“中国首善”称号。翻开2010年《胡润财富榜》，陈光标仅以30亿的身价排在340位；而今年的《胡润慈善榜》上，他则以捐款总额9.065亿元名列第四。因其在社会领域的慈善影响力，去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仪式暨颁奖典礼”上，陈光标被推选为 “中国最具号召力慈善家”。
紧随其后，潘石屹与张欣夫妇也公布接到慈善晚宴邀请函的消息。SOHO中国CEO张欣不但欣然接受两位富豪的邀请，还在微博中写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我们人类成长路程上的一对翅膀，只有平衡发展才能飞得更高。SOHO中国基金会的使命是要在推动社会物质发展的同时也推动我们精神的进步与成长??我期待着与盖茨和巴菲特先生的交流，希望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好的指导。”
在一篇名为《写在与盖茨、巴菲特见面之前》的博文中，张欣还称，“盖茨和巴菲特无疑为全世界的企业家树立了好榜样。”
SOHO中国基金会成立于五年前，由SOHO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并全权管理。张欣与其夫潘石屹作为重要发起者，在这个基金会中担任委员职务。张欣曾于2008年登上《福布斯》公布的“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女性”榜单。
在两者之后，一个符合中国人喜欢的九字意蕴的时间点上，2010年9月9日9点9分，华旗资讯总裁冯军在其微博上发布消息“裸捐”，成为陈光标后中国“裸捐”第二人。冯军在微博中称：“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文字下面的配图，即是一面五星红旗。
此消息一出，即刻引来网友热议。在某门户网站近千条网络跟帖中，几乎一半的网友质疑其拿国旗炒作的行为，“太过肉麻和虚伪”。网友“许可”说，作为一名前导演提醒下冯军，盖红旗这个戏演过了，裸捐就行了，不必“裸死”。而Techweb社区一位网友的评论只摘录了一段《国旗法》第十八条：“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然而，冯军的决定却得到了公司员工的尊重。华旗资讯企划部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总裁发布这条微博是个人行为，所承诺财产也完全是他个人的资产，但却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华旗的企业文化：‘真实’‘灿烂’‘感恩’。我们对他的决定表示尊重。”爱国者的员工将“裸捐”消息，称作一项“公众承诺”。
对于“裸捐”由策划源起的说法，冯军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表示：这可能是一个副总的想法，发微博只是一个正常的感恩行为，不希望用它来吸引眼球。他说：“这是我冯军完全自愿作出的承诺，我把承诺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
和冯军相比，周润发的财富算不上多，但他接近“裸捐”的承诺仍然赢得了不少赞叹。
从香港到好莱坞，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近40年的周润发已然成为超一线的电影明星，他的每部片酬大致在4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加上房产、额外投资和自身品牌价值，他的财产约为34亿元人民币。
2010年9月13日，周润发接受《重庆时报》采访时说：“(我)所有的钱都不是我的，只是我赚回来，并不代表我要永远拥有！如果我死会将99%财产捐出，临走时什么都不想带走。”他用“平淡是福”四个字表明了自己看破名利的人生态度。
然而，冯军、周润发并非盖茨与巴菲特富豪名单上的一份子，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如以上四位一样积极响应。
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到邀请信后，明确表示不会参加盖茨与巴菲特的私人晚宴，“我要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了。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可不是怕被劝捐，我只是没时间。”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42岁才开始起步创业的宗庆后以70亿美元的资产位列第103位，居中国内地第一，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大陆首富”。
几乎同时，有着“百年慈善第一人”雅号的李春平也表示：“我收到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邀请，但我肯定不会出席。”他拒绝参加的原因“绝对不是怕被劝捐”。李春平有着传奇般的财富来源，他曾与一位比他年长38岁的好莱坞女星“克劳迪娅”结为夫妇，并最终继承了巨额财富。英国《泰晤士报》曾专门刊文描写他的爱情：“李春平的经历不可复制，中国四百年也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爱情传奇。”李春平是目前中国知名慈善家中唯一一位不做生意的富人。
“慈善晚宴”不是“劝捐”晚会
宗庆后和李春平所提及的“劝捐”一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富豪对于私人晚宴邀请函讳莫如深的第一缘由。对此，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在前几天举行的一次慈善论坛上辟谣说：“巴比”二人来华虽然不是来募捐，但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一个任务是倡导富人慈善理念。另一个就是要了解中国慈善发展的状态，了解中国做慈善比较有经验的人对慈善问题的看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盖茨与巴菲特的私人信件中还有如下字眼：“希望此次聚会成为大家就慈善话题交流的一个契机。”尽管参与此次活动的嘉宾，无须“做出任何慈善承诺或是进行捐款”，但是，部分中国富人仍然婉拒邀请。
对于此前媒体揣测，因为与巴菲特私交甚好而最有可能受到邀请的比亚迪老总王传福，《中国新闻周刊》日前致电比亚迪总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总裁对此不便置评”。
关于“巴比”邀请中国富豪的标准，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巴比选择富豪的标准)，一个是看资产，另外就是一些在媒体上高调做慈善的富人可能会受到邀请。我估计他们邀请的对象偏向于拥有财富、并且在做慈善方面有一些想法的富人。”
尽管有数据披露，中国内地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胡润财富报告》更是将资产超过100亿元的富豪数目精确在140人，然而，公众与媒体对于两位富豪的慈善之行却并不乐观。有分析认为，两位富豪的中国之行将会给名声本来就不够好的中国富人们增加又一重道德的压力，因为一部分中国富人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陷入了“诈捐门”“拒交门”等一系列负面事件，而使名声受损。
但是，两位游说者显然没有被这些传闻影响。为了吸引更多的富豪加入他们的活动，今年晚些时候，巴菲特和盖茨还将举行一系列类似于“捐赠誓言”发端的慈善晚宴，活动的成员每年也会碰面讨论他们的慈善计划。巴菲特表示：“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想法不错，并且也付诸实践，我们会很兴奋的。”
徐永光则认为，“巴比”对中国的情况“真的不了解”。西方的募捐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这有一些宗教伦理的激励。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
专访中国“首善”陈光标
“我要像雷锋那样被人记住”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周浩 刘茜
2010年9月5日，陈光标向盖茨和巴菲特二人发出公开信，称“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一场中国的慈善风暴，就此刮起。
根据2010年的胡润慈善榜，陈光标在2009年的捐款总额高达3.25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第四；陈光标去年身家达30亿元人民币，在胡润财富榜排名第340；到2010年初为止，他的捐款总额超出10亿元人民币。
陈光标本人也像他在公开信中一样“很高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要做雷锋。他爱讲述自己当年艰苦的生活、每笔慈善捐款，以及一连串的荣誉，也爱说一些“豪言壮语”。
2010年9月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里，陈光标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这里是他买的上下两层六七百平方米的楼，纯木装修，风格古朴。还没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问，刚一坐下来，陈光标就像布道一样，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慈善谈话”。
“我陈光标从来不跟政府打交道”
中国新闻周刊：有很多人都很好奇，都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去捐赠，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陈光标：我现在在全国11个城市拥有房屋拆除公司。公司现在是国内最大的高科技环保拆除公司，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把建筑垃圾二次利用的公司。到目前，只有我一家(企业)可以通过德国进口的“变形金刚”设备，把建筑垃圾与废旧钢筋分离变成乒乓球大小的颗粒，然后垃圾以20~30块钱一吨的价格卖给人家做路基辅料。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项目每年的处理规模大约是多少？有多大的收入与盈利？
陈光标：光这个项目的一年营业产值大约在70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废旧钢筋。如果包括墙体内的废旧钢筋，营业收入将突破100亿。
这几年，各个城市都在不停地建设，每个城市拆除的业务量都很大，每年有过万亿平方米的建筑垃圾。我的“变形金刚”设备好的需要800多万一台，一般的也在四五百万，我现在在全国总共有113台这种设备。它是移动式的，什么地方有拆除业务，我就把这个设备用板车拖到什么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富起来的过程中，有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
陈光标：没有。2009年南京拆除民房800万平方米，厂房拆除200万平方米，加起来1000万平方米，我才拿到了不到5万平方米。
十年来，我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一次上过歌舞厅、夜总会、桑拿，也从来没有找过任何一个领导做过任何一笔生意，也没有从政府手上拿过一亩地，我陈光标从来不跟政府打交道，从来不给领导送礼。
中国新闻周刊：你公司这样的规模在全国的这个行业中占有多大份额？
陈光标：公司的业务95%来自二手，一手业务我拿不到。比如说，央视过火的大楼，现在是我在做，是从北京城建集团手里拿的二手业务。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能拿到一手业务，利润会有多少？
陈光标：去年我是103亿营业收入，净利润是4.1个亿，如果业务都是一手的，净利润大概在10亿左右。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行业和房地产领域非常接近，有没有想过做房地产开发？
陈光标：我以前想过。我也想转行做房地产多赚点利润帮助更多的人，进入之后我才知道要拿出大笔钱来才能做。去年两会我提议取消《招标法》，有些招标中存在弄虚作假。我之前不参加招标不知道，参加过就知道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没有做房地产？
陈光标：没有做，所以我陈光标很清白，能经得起(考验)，我高调做慈善，我这么多年来是坚持守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样说打击了一大片开发商。
陈光标：好多富人都恨我，肯定恨我嘛，本来感觉他多有钱理直气壮的，现在炫不起来了，再炫你像陈光标那样捐啊。他们有压力，看我这今天捐明天也捐，他吹不起来了。
我去年的净利润是4.1亿，捐出去3.1亿多，后来成为年度“中国首善”。去年，我捐出我的净利润76%还多，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数目大约占了你所有财富的多大份额？你现在的资产大概有多少？
陈光标：按照这几年情况，我一般捐款都是占到公司净利润的50%。我个人财产没有多少。现在总共资产，加上房屋、机械设备、生产线等，大概在50亿左右。我承诺等我老了以后将全部财产捐出，但是等我老了以后我还能有多少财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年轻力壮，才42岁，我希望以后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也许到时候能达到上千亿，也许只剩下一两百万。最后剩下多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有多少捐多少。
“我的孩子说他要当世界首善”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质疑说，五十年之后捐钱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陈光标：很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做慈善，一直在做好事，坚持不懈地在做。以前是每年捐一次，现在是每个月都在捐。你可以关注下本月11日，就在甘肃省世博会展馆开馆仪式那天，我在那里宣布把去舟曲抗洪的16台设备捐赠给甘肃。另外，还有2000台的教学电脑，加在一起又有2000万。
我每个月不捐款，就会觉得心里憋得难过。我每月一般捐赠两三千万，捐到哪里去，都记得明明白白。
中国新闻周刊：都是你自己个人的财产吗？
陈光标：我说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这十年来，我本着一个原则：经营的地方我不捐资，捐资的地方我不经营，我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你比如说，我在某地拿一块地，总价十亿，政府让一亿给我，我捐2000万，我认为这不叫慈善，因为它带有交易性和目的性。
今年我捐赠了1.83亿，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号召、带领三百多个企业家“发红包”，召集到位现金7100万，分成5个小组，分别去往云、贵、川、西藏等地，将红包发掉。我们主要是通过地方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来为我们选择困难户和特困户，有的企业家带着孩子，一对一地发放，体验帮助人的一种快乐，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种捐赠的方式，包括你宣布以后将自己全部资产捐赠出来，家人对你是什么看法？
陈光标：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夫人对待钱没有什么概念，她出身小干部家庭，父亲是农村合作社的主任，母亲在医院工作，也是个主任。都说“女孩要富养，男孩要穷养”，这点在她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她这个家庭中并不缺钱，导致她对钱没有概念。所以，这十年来，我捐赠了十几亿，我们俩也没因为捐款吵过一次嘴。
孩子这方面，从他三岁起，我每一次捐款都把我的孩子带到现场，告诉他这些钱捐到哪里去。我每次捐钱有几个条件：一是接收方必须到场，媒体到场，政府官员到场，做个见证，然后把捐赠的支票、电脑、车辆、钱以及其他物资现场拿走，因为慈善要让需要帮助的人看得见、摸得着。
中国新闻周刊：你3岁的孩子能理解这些吗？
陈光标：有一次，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爸开的是捐钱公司。”
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几岁？你家里几个孩子？
陈光标：现在7岁。两个孩子，另外一个今年14岁。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想给你的孩子多留一点钱，让他们将来过得更体面些吗？
陈光标：前两年，我把两个孩子的名字改成了“陈环保”“陈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和你做的企业有关？
陈光标：有关，就是要让别人叫他们名字的时候提醒别人要保护环境。去年他6岁的时候，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了以后钱没花完”，他马上接着小沈阳的话，指着我说“我爸爸不死就把钱捐完了”。我现在是中国首善，他说他要当世界首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两个小孩现在花销怎么样？
陈光标：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的孩子，过春节的时候，就给他几百块钱压岁钱。两个孩子都有我这种个性，你给他几十块钱，他能装一个月都不动。现在孩子大了，我对钱控制得也很紧。我给他一些钱，我跟他讲，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抢着埋单。以后同学都会留下一个印象，你真大方。
中国新闻周刊：孩子上的都是普通学校？在哪里？
陈光标：都是普通学校，在南京，家门口的中学，离家近。两个孩子在班里面都是前五名，非常聪明。在家门口的饭店里，我给他存了2万块钱，让他经常没事的时候，带着同学多聚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生活呢？
陈光标：我生活很简单，消费也不高，我很喜欢吃土菜。我每个城市基本都有朋友，但我平时去哪里，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我都尽量不去麻烦人家。在马路边，一块五毛钱一碗的肉丝面条，填饱肚子就行了。我穿的衣服也都是买的布料量身定做的。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还是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想给你的孩子多留一点，让他们将来过得更体面些？
陈光标：我这个人像是一面镜子，心里面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从小我就是这种个性。我小时候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下，哥哥姐姐都饿死了。只有熬过严冬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人只有在激励中才能成长。
我比我弟弟大八岁，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母亲把我弟弟放在床上哭，抱着别人家孩子喂奶；下雨天，我弟弟妹妹都在场上抢收麦子，我妈妈却帮别人家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自己从20米的深井挑水，用两个小木桶挑水走2公里去集市上叫卖，一分钱随便喝，一个暑假我挣了四块多钱。9月1日开学，我特别高兴地把书本领回家，当时是一块八毛钱。刚回到家，妈妈就跟我讲，你看隔壁那个小喜子在家哭呢，没钱交学费。我二话没说，跑到学校帮他交了学费，把书抱到他家。
那是1978年，我正上小学三年级，我帮助邻居家孩子交了一块八毛钱的学费，2008年，我获得“中国首善”称号，年度捐款1.8亿。从一块八毛钱到1.8亿，改革开放也走了三十年。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博客上说，你的妹妹陈春华洗碗已经十一年，现在一个月能挣一千五，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每个月最多也就两千块钱。现在还是这样么？
陈光标：对，还在做。我的弟弟和妹妹都在我的公司三进三出过。我妹妹现在在江宁一家菜场洗菜，一个农家菜小饭店。早晨八点钟上班，晚上九十点才能下班回家，现在是1800块一个月。我弟弟做保安是2500块一个月，这是现在的价钱。前几年只有几百块、一千块。
中国新闻周刊：那他们对你有意见吗？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陈光标：一开始有，现在就这样了。我弟弟和妹妹家都有两个小孩，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月一家2000块钱，这些小孩的书学费、生活费都够了。
中国新闻周刊：讲了这么多你的经历，从贫穷奋斗到富豪，你对待财富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么？
陈光标：创业的时候，非常渴望需要挣到更多的钱，积累到几百万、上千万之后，我拿这些钱要干什么呢？要使用得有价值。陈光标今天是个富人，不愿意做财富的守财奴。财富是什么？身外之物，财富是水，我捐的是一种理念。其次，我要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我要让中国历史和人民记住陈光标，像记住雷锋那样。
“到时候老百姓像支持王老吉一样，都来买我的股票”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11月，盖茨主动找你做慈善会晤，他是为了什么？
陈光标：他想在中国做些什么。微软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也想回馈给中国需要帮助的人。取之于中国，用之于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的慈善晚宴？
陈光标：我们的邀请函讲得很清楚，盖茨和巴菲特希望是私下交流，不邀请任何媒体参加，就是一个关于交流慈善和环保的私人晚宴。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有没有让中国的富豪捐款的意思？
陈光标：没有。主要想跟中国富豪交流慈善事业如何更好地健康发展，自愿地把钱拿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怎样环境保护，不要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牺牲我们子孙后代活下去的条件，不要破坏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有报道说，中国富豪参加晚宴怕被劝捐，你身边这么多富豪朋友，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陈光标：富豪怕捐的心态有两种。第一种，他捐了以后怕显富，怕显富之后税务部门查，怕有关部门索捐，怕惹麻烦上身。第二，有的想捐，但是捐到哪里、钱怎么用他不明白。
中国新闻周刊：哪种情况是他们最怕的？
陈光标：实际上最怕的还是怕国税、地税局查。因为他经不起查。现在十个企业有六七个企业一查都是有问题的。
对那些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富人，国家要按照游戏规则，追查钱的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很多富豪还很怕捐，你现在却是裸捐，这个跨度是不是有些大了？
陈光标：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很多企业家没有达到我这种境界和胸怀。
两三年以前，我承诺捐出个人全部家产的95%，这次比尔・盖茨要来中国，很多富豪不敢去，怕被劝捐。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有些生气。我就想，95%都捐了，还留5%干什么呢？索性都捐出去算了。我马上就给比尔・盖茨写信，夜里睡到一两点钟我起来，用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把那1090个字写好了。
信是9月4日夜里面写的，5日下午五点钟我贴在了我的网站上。很快，人民网就摘下来放在了网站头版。
中国新闻周刊：你身边的这些富豪在你发出公开信以后，有什么样的反馈给你？
陈光标：有些富豪都是平时不错的朋友，就跟我讲：陈光标，你给比尔・盖茨、巴菲特写的信，你私下里给他就行了，给媒体公布干什么？给我们搞得有压力，本来到哪里都挺着腰杆，现在腰杆也不敢挺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种“裸捐”的姿态会不会吓跑一部分本来想参加晚宴做慈善事业的富人？
陈光标：2008年我提出要征收富人遗产税、高消费税、固定资产税和环境保护税。我呼吁我们国家现在赶快制定遗产税的政策，至少在5~10年内应该这样做。因为10~15年以后，我们国家富一代的人基本都到了60岁，这正是我们国家富一代密集向富二代移交财富的时期。就在这个十年之内，一定要征收遗产税。
我认识的很多富二代，50%以上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高消费者，讲难听点，就是败家子。把财富转嫁给富二代，他们能不能驾驭好？在他们手上，他们会把它挥霍掉。百分之五六十的富二代掌握着这么多的资源，财富资源、人脉资源等等，他们驾驭不住，不就是浪费掉了吗？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就是准备老了就捐，不给子孙留一点？
陈光标：我一直在边做边捐。我现在还年轻力壮，还有几十年可以奋斗，奋斗到上千亿也有可能。我公司准备上市。那以后可能买我股票的人就很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准备在国内上市吗？
陈光标：还在筹备当中，国内、香港都想上。到时候老百姓支持我就像支持王老吉一样，都来买我的股票，比尔・盖茨、巴菲特也都来买了，以后资产过千亿也有可能啊。我创造了更大的价值回报社会，需要我帮助的人就更多了嘛。
如果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做企业上，我认为我可能1个亿都赚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做慈善会不会分散到你经营企业的精力？
陈光标：没有。我一半做企业，一半做慈善。做的慈善越多，无形当中对我的回报也越多。虽然我95%的生意来自二手，但是现在我的生意应接不暇，现在全国各地的老板拿到业务都愿意找我去做。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做企业，请专业的人来做慈善，效果会不会更好？
陈光标：不会。如果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做企业上，我认为我可能1个亿都赚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是不是说做慈善还是给你带来了良好的声誉，给你带来了经济效益？
陈光标：这个我承认。社会给了我无形的回报。我希望95%一手的业务也都给我做就好了，我左手赚钱，右手能真正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做慈善，难不难？
陈光标：不难。我没感到很辛苦，我感觉很快乐。我晚上睡觉，哈哈哈就笑醒了，一个礼拜最少有三次。有时候笑醒以后，开心得滚到地上来，有时候开心得脚在床上直跺。
中国新闻周刊：做什么好梦了？
陈光标：做的这个梦呢，是因为我帮助了很多人，他们上门感谢，给我送锦旗、感谢信、土特产，看到我就跪下来了，我眼泪噼里啪啦。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都上门来感谢我，我回想这个，心里感觉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类似你梦中的真实的例子给你印象特别深？
陈光标：故事太多了，我帮助的人口突破了七十万人，我的荣誉证书突破一千七百份了。锦旗三千多面，少数民族给我送的哈达已经过万条。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富人慈善做得够不够？
陈光标：不够，中国富豪能发自内心做慈善还差十万八千里。按照我的思路，我要在未来十年内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最具爱心慈善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就能打造成世界最具爱心慈善大国吗？
陈光标：我有信心，我在不断推进改革，推进富人对财富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我在研究怎样让富人自愿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回报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做慈善让你的价值观有很大改变吗？
陈光标：我陈光标不会老死。为什么呢？等我到了某一天，我觉得自己给儿女，给社会带来负担的时候，不能再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会宣布把我的资产全部明明白白地捐出来，然后我就会一大把安眠药下去永远长眠。我不会给社会和儿女带来什么负担，我这人就是这种个性。我现在要做青年人的榜样，将来还做老年人的榜样。
专访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
“我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隐藏”
文/周浩
“裸捐”彻底升级了。
自2010年8月9日起，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每天发一条感恩微博。9月9日9时9分发出，在第33条感恩微博中，冯军宣言：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继中国首善陈光标之后，冯军被冠以“中国裸捐第二人。”
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承诺死后捐出一半的财产；陈光标公开承诺死后捐出全部财产；冯军在微博中表示，在活着的时候，就将个人的全部财产捐献给社会。从捐出一半财产到全部财产，再从死后捐到活着的时候捐，“裸捐”在中国富豪的刺激反应机制中，彻底升级。
2010年9月14日晚间，正在出席天津达沃斯论坛的冯军，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突然“裸捐”，其实并不突然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突然宣布“裸捐”？
冯军：这个我当时没有什么太深的考虑，只是感恩而已。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通过感恩才能走向融洽，才能有生机呀。感恩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但一些人容易忽略这个。
感恩其实能改变人的一生。我做企业18年来，时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做的。在我冯军的心中，国内是没有敌人的，“爱国者”在国内也没有敌人，甚至连曾经的竞争对手，比如说朗科的邓国顺，我们现在都成了好朋友。
你看一下我们华旗的“六赢”理念，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六赢”就是：“大众、代理、员工、公司、供方、社会”参与合作的六方共同获得合理利益的满足和发展机会。如果将我的母校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移入华旗，那就是“六赢”，这个理念其实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演绎。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质疑你在微博下面配上一面国旗，认为你是在作秀，你对此什么看法？
冯军：我没有什么看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发这条微博没有任何恶意，我的承诺也不想干扰到任何人。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么不高兴，但是我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
至于红旗，你可能忘了，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是华旗，我们的品牌叫做爱国者。华旗就是中华的旗帜，我们是一个源于中国的民族品牌，国旗对我来说就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我们希望这面旗帜能够在全世界赢得尊重。
中国新闻周刊：“裸捐”在你的生活或者生命中是怎么样的地位？
冯军：这是一个轮回，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能有今天，是大家，是父老乡亲们把我支持起来的。做人要知恩图报啊，那我得把它还给社会。
对我的孩子来讲，他可以完全靠自己。我们都已经拉过钩了，我的孩子不靠我，所以我的财产也没必要留给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怎么和孩子约定的呢？
冯军：我就问他，儿子，你将来是打算靠自己呢，还是靠爸爸，还是靠别人？给他三个选择题，他说靠自己。我说，说到能做到吗？他说绝对能做到。他从小就在背“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六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老师很喜欢他，他在班上可以很流利地讲这个。
我个人认为孩子的教育，不在于给他太多物质上的东西。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言传身教，就是一定要当着孩子的面孝敬自己的母亲；另外一点，我觉得是给他动力，而不要给他阻力。给他留钱，有可能就会成为阻力。过去已经有同班同学开始跟他开玩笑说：你爸那么成功，你将来就不用自己努力了。这种观念是太糟糕了，咱们不都是自己努力的？你也是自己努力的，我也是自己努力的，咱们才有了今天的。
包括你看今天晚上这么晚了，你还在采访，说明你工作的动力很足。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你的孩子在之前就拉过钩，说明你在发微博之前，就曾经考虑要把财富捐献给社会？
冯军：你要问我们公司的管理层的话，他们都知道，我在公司经理会上很早就嚷嚷过不能给孩子留钱。如果孩子争气的话，他不需要你留钱给他，如果孩子不争气的话，你给他留那么多钱不是害他么？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说，这个捐赠不是你偶然的想法，而是一直以来的打算？
冯军：一个人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我是学建筑的，是土木系毕业的，并不是学IT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我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和社会融为了一体。所以我感恩，感恩所有支持和爱护民族品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是大家的支持、父老乡亲们的支持，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捐赠对于我来讲，完全是出于感恩，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规则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对盖茨捐献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呢？
冯军：中国人是下中国象棋长大的，西方人是下国际象棋长大的，大家在文化上就会有些差别。因为中国象棋有河界，所以大家各扫门前雪，不太愿意表露。中国人吃得都是包子、饺子、馄饨、馅饼，都含蓄，所以做好事、做善事都藏起来。实际上这是咱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国际象棋呢？老外他们是没有河界的，他们把馅饼变成了匹萨，所以他做了好事是要说出来的，以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这是国际象棋的理念。
中国象棋的理念是做好事要学雷锋，要保密，不让大家知道。雷锋那个时候没有微博，他是用日记把他的想法记录下来了。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我所了解和我所认识的，绝大部分都是很善良的人，包括任正非、包括柳传志、包括马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乐意行善的人，而且他们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行善。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把自己的股份基本上都稀释给周围、给社会了。他们占到公司的股份很小很小，他们已经为社会做了很多这种实实在在的事，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学生而已。
只不过因为我既下中国象棋，又下国际象棋，我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隐藏，我在微博上把它写出来了。那这一点没下过国际象棋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实际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的企业要走向国际化的话，其实学学国际象棋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也建议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的话，一定要教他们学学中国象棋，这样他们才能对中国的企业家的思维模式能有所了解。
现在的文化差异就是，两种象棋的规则不一样，导致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在捐赠之前有没有个非常直接的原因促使把微博发出来？
冯军：因为9月9日9点9分，我希望这个感恩能长长久久，因为三三得九。我已经写感恩微博一个月了，你要是连续感恩一个月你也会开悟的。
另外，我也要感谢光标大哥，他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收到盖茨与巴菲特私人晚宴的邀请函？
冯军：我们下面的子公司音乐网告诉我，盖茨可能要来我们这儿，是工作上的关系。我没有收到他的邀请函。我就是个创业者而已，你可别把我当成什么大富豪。
“整个事件，都是从一条感恩微博开始的。”
中国新闻周刊：整个事件都就是从一条感恩微博开始的吗？
冯军：其实，感恩是这样用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认真地想一想，你应该感恩谁，感恩你的母亲、你的老师，还是你的伙伴，或者感恩你一天中遇到的人，你把这些话写下来，怀着感恩的心去睡觉，这样你会睡得特别香。睡觉的时候你的左脑是关闭的，右脑仍然是活跃的，它主管着你的梦想，你的潜意识，还有爱，主管感恩。在感恩之中休息，你会特别舒服。我经常忙到三四点钟睡觉，早上七点就得起床，一直是好好的。如果能学会感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你应该把这种心情写出来，很多人看了或者按照这个做了，他会很高兴。很多成功人士掌握了这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传播。而对于我冯军，我的志向就是：我希望我对得起“爱国者”这三个字，所以我希望国人都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媒体将你称作“中国裸捐第二人”，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冯军：首先，对于这个词，我听着感觉怪怪的(笑)。整个事件中就是“一个微博引发的一系列古怪事”。我在这里应该谢谢大家的鼓励，觉得我们应该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媒体，特别是企业家们。企业家们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千万别因为我的微博中一个很自然的感恩，给别人造成不适当的压力。应该说，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愿望都是值得尊重的。
我希望咱们能够多吸引善良的、灿烂的、健康的东西。其实，你不妨看一下“吸引力法则”，看完后也许你对我的行为全都明白了。我们从华旗的企业文化和理念来讲，一个是“六赢”，一个就是“真实”“灿烂”“感恩”，这就是我发微博的原因。
复杂的中国慈善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含糊的、真假难辨的，同时受到制约的慈善环境
本刊记者/庞清辉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即将开幕，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高调向二人发出公开信，称自己要“裸捐”。爱国者总裁冯军随即同样以公开方式表示“裸捐”。如此高调的慈善行为，似乎不符合中国富豪一向低调的行为方式。
二人的声明，立即引来致敬与质疑无数。
质疑首先对准了富豪们的财产数量与质量。做建筑垃圾处理生意的陈光标如何赚来50亿身家，首先引来了质疑。《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称，陈光标办的企业主要业务就是拆迁和废品回收，这个领域 “很难解释靠拆迁和废品回收能挣出五十多个亿来”，“一个企业家如果发了财，讲不清楚是如何发财的，或者故事讲得云山雾罩，基本上是为了忽悠的目的。”
而第二个要裸捐的冯军，由于其历来在慈善方面并未有大动作，引来的争议也就更多。甚至有“老中关村人”网上爆料称，“爱国者及其子公司都亏损4~5年了，一直想上市圈钱上不了。”
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美国富豪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好多也假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是哗然起来的，欧洲人也有。”
“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慈善文化还存在一些问题，社会上有时候很多情绪是不理性的，总是希望在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一些动机问题，背后有什么邪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我是反对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说。他认为，愿意行善的中国人一点也不少，只是对怎么做好还不怎么有经验。
“中国的慈善还很年轻。我们还是很明确地要说，不要随便乱做慈善。必须要好好地考虑真正的社会最根源的问题在哪里。”胡润说。
被“算计”的慈善
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含糊的、真假难辨的，同时受到制约的慈善环境。
浙江人林杰(化名)深谙这种环境的制约。林杰的家人都是做制造业起家的，他公司生产的皮鞋、皮具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销路，现在正积极准备打入北京的中友、百盛等市场。虽然林杰的财产让很多人望尘莫及，但是林杰总觉得“身边就是隐形富豪的森林”，所以林杰说自己是“没钱的人”。
2008年汶川地震，林杰在自己捐款的同时，想“撺掇市里的商会捐钱”，结果“比登天还难”。虽然商会的会员很多都是千万身家，但最后才募捐了200万。
为了号召富豪们募捐，林杰列出了慈善的三项好处：第一，企业可以抵税；第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即荣誉的收获，“可以给你颁个牌，上个电视专访”；第三，汶川地震后的建设“三十年都做不完“，这是和政府建立联系和政府熟识的途径，“做项目的时候好说话”。
“都是在商言商，利字当头，有好处才做的。”林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身边大部分商人的捐款大多出于如此动机，“有政治需求。”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如此，林杰自己分析，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富人大多是第一代富人，“刚刚脱贫，还是很舍不得，有的甚至有些反感。”
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林杰介绍，现实生活中，一些吝于捐款的富人，家庭消费却往往不菲。就房产而论，可能至少包括三套：一幢400平米的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三亚的度假房。家里可能有8个卫生间和值20万元一个的马桶。日常消费包含了8.6万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此外，每年还要采购大量的奢侈品牌万宝龙、卡地亚、爱马仕、杰尼亚等产品用于送礼。
林杰一位有两架直升飞机的朋友，每年飞机的总养护费用大概在300多万元左右。“他就当这笔钱是招待费。很多人打高尔夫、开跑车、带客户上天飞一圈都是为了交际。”
慈善，以及这些奢侈品和奢侈的生活，用林杰的话来说，都是被富豪们“精明算计的东西”，都是“用来接着赚钱用的工具”。
“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美两国对待财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是：中国富豪会赚钱，但不会花钱。
而胡润则认为，差异还在于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在英、美等国家能见到四代、五代、六代的企业家族。“中国的企业家们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也才十多年，还处在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像西方国家，它是一个维护财富的阶段。”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盯住”的慈善
在林杰眼中，不排除有“富并奢侈着”的富人，而且占了大多数。但是，也有“富并追求着” 和“富并慈善着”的富人。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发表公开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这种财富观并非是中美最大的差异。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他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富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或者从高科技行业创业起家的富豪。
而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他一直不太理解“美国富豪比中国富豪更慈善”的观点：“中国最近一百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这些富豪都吃过苦的，对需要慈善的人的理解，比好几代没有吃过苦的人更多。”
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50人慈善名单和《胡润慈善排行榜》在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选择的都是“最慷慨的，最有透明度”的慈善家：“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还有人做了不少慈善，有的在某一个圈子上是认识的，有的可能没有露面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低调地做慈善”，可能是大多中国富豪的选择。徐永光把富人低调的原因归结为，大多富人相信佛教教义“为善不要追名”；还有一种，就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低调行善”。
林杰就经常碰到索捐的情况：“工商、街道会找，卫生、防疫全都会跳出来，找出各种理由让你捐款。有的时候，会把你请到各种晚会上，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
而不久前发生的一则新闻更证实了这种情况的普遍性。2010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签订“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政府就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
林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旦企业捐款，往往导致“一捐就查，没人敢捐”，企业家捐多了，税务部门“准过来查，觉得你有问题，怎么你有那么多钱去捐款”。
2010年9月初，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组织完成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觉得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二人“很天真”，把美国的国情套在中国头上：“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没有多少安全感可言，他们又怎么会安心捐款呢？无数的人盯着那点钱，他们只能不露富。该捐的自己早捐了，不想捐的不会因为他们来动员就会捐。”
林杰也说，中国的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被制约的慈善
即便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慈善早晚要来。林杰和身边大多的富豪们都承认，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真的想回馈社会，像信佛一样的信仰，并非作秀。前几年的确是为了目的去捐钱，现在有的还是真的是用良心在捐钱”。
但“用心捐钱”，也会遭遇现行慈善体系制约。
中国的公益组织是由三个官方组织承办：这三个组织的下属机构约有四五千家，吸纳了民间捐赠资源的绝大部分。
“这些慈善机构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关系，等于是变成了政府的第二事业。”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资金流动过程中，经常使捐款人参与慈善的热情“受到挫伤”。
在徐永光看来，做慈善最理想的模式，是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成立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通过自己的资产管理来增值，再来投入公益，这种慈善专业化的方式也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方式，盖茨等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如此运作。
而中国的慈善离专业化还有一段距离。比如首善陈光标，“到处撒钱、给红包”，徐永光劝陈光标说：“现在你的名声已经到一个顶峰了，如果你不向专业化跨越，你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慈善家，还是企业家？
慈善家首先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们先做企业家，还是先做慈善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大多被采访的富豪和专家都存在一些质疑之声。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署长李金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他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关注很多，“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片面的理解，认为主要是慈善、捐赠、环保等，其实企业的第一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质量好的产品，而这反映的是中国的经济质量。”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则认为，“富人到了非常自觉捐款的时候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有充分的财富积累，二是他有了一个真正的慈善意识。这两条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甚至有些富人还是在谋财害命的阶段。”徐永光觉得，还没有做企业家，就要求做慈善家，这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徐永光甚至为企业家的慈善步骤进行了更详细的排序：1.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2.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3.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4.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5.是否依法纳税。
上述5项，属于徐永光认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
“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类似，作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慈善晚宴”的在邀嘉宾，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拒绝了该晚宴的邀请。宗庆后对媒体表示，相比捐献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认为，“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也就是要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民资成长是慈善发展的前提”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系之中，财富应当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
文/周浩 刘茜
巴菲特和盖茨中国慈善“劝捐”之行所引发的震荡，才刚刚开始。中国为一个转型期内的国家，其慈善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富豪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豪对待慈善的态度，与发达国家富豪们对待慈善的态度有何异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为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再版的资中筠《财富的归宿》一书。《财富的归宿》是第一本中国学者写作的介绍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书。书中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并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龙登高则长期关注中美经济制度比较研究。
“慈善应该是民间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盖茨9月底将来中国游说中国富豪，但中国的慈善事业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资中筠：中国并不缺乏乐于捐赠的有钱人，缺的是做慈善的渠道和地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最主要的障碍不在于捐钱者。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捐献愿望早已经超越了可以捐献的渠道，但是政府一直非常鼓励民间将资金捐给官办基金。公益事业里绝对重要的一点，就是向大家交代这个钱上哪儿去了。当然，文化差异也是造成两国慈善事业悬殊的重要原因。
龙登高：中国和美国的慈善基础是不一样的。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和美国的慈善发展状态可能会不同。
第一是制度原因：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各项慈善机制的配套制度是关键因素，没有这个，就很难刺激社会公益慈善的开展。税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调节慈善的重要手段。不排除美国的很多富人，是因为高额的遗产税收而选择了公益。
第二是财富持有者发展阶段的原因。当前中国的富人仍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豪，资本力量和国外富豪相比相对弱小，也需要继续将资本转化为投资进行再生产，所以他们很少愿意捐赠，美国的第一代富豪同样捐赠不多，现在我们国家应该说还处于财富积累的过程。
第三是文化与传统的原因。和美国相比，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更强烈，中国富豪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更多地会以最近的差序格局圈子为标准，停留在帮助周围的人身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族慈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慈善资金宣泄渠道主要都有哪些？
资中筠：这些渠道主要包括基金会、NGO慈善团体等。它们发展不起来很重要的原因是《基金会条例》里规定，基金会的建立一定要有一个主管单位，这个条件就把民间基金会死死卡住了。假如我是一个愿意捐款的人，想成立一个基金专门资助癌症病人。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你在所在地的税务局登记，说我这是非营利的机构，这笔钱你给我免税，然后我就可以按我想做的去做慈善。但在这里是不允许的。
现在有些人认为，把民间资本集中到官办福利与民间社会慈善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社会慈善与国家福利是两码事。慈善事业本身是个私人的事情，如果国家搞的话就叫国家福利政策，这是两个概念，将其混为一谈是荒谬的。现在很多人就想将民间社会慈善资本集中至官办基金下统一支配，这也是不好的方向。
龙登高：是的，渠道和信息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应当说，从长远来看，政府是希望NGO慈善组织能够做大做强的。但是目前确实管理太严格，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就知道怎么做。其实，这方面的经验很多，中国的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华人社会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他们可以做得好，我们同样可以。另一方面，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我们也可以拿来主义嘛。
而且，基金会之类的私人慈善团体的建立和发展本身是没有危害性的。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资本在民间的过分集中，会产生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和不可预见的波动，毕竟维稳是第一要素。但实际上，基金会、民间NGO慈善组织的发展，应当说都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对于缓解客观社会矛盾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是因为民间基金会运作慈善资本的能力不强？
资中筠：慈善本来就应该是民间的行为，而且民间运作社会慈善资本往往比官办基金会运作资本更有效果。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机构的灵活性、针对性要大得多，因而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总体的影响远远超出付出的金额。
龙登高：基金会本身就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个体组织，不一定要全部囊括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会一方面使得慈善失去了它的本意，另一方面，也使得财富流动的渠道、信息被阻却了。
私有资本不能取得大发展，就无法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慈善的本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是否意味着私人资本壮大成为了其发展的先决条件？
资中筠：完全可以这么说。美国基金会应当说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它们相信私人的力量和义务，其作用的发挥都是在促进私人资本大发展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安全感不强，他们又怎么会安心捐款呢？无数的人盯着那点钱，他们只能不露富。因此说，促进民有资本发展的前提是保证它的确定性，这是最重要的。
龙登高：私有资本不能取得大发展的话，就无法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当前“藏富于国”的状况应该向着“藏富于民”的趋势转变才是唯一途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自己的民众越来有的富有，当然应该是乐见其成的。虽然当前“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二者并非一个完全的矛盾体，而且后者也应该是我们财富成长的一个方向。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不就是让民众富起来吗？这个大方向和促进民资发展是一致的。
其实，我们国家很多富豪的绝对资本量非常地少。当前最好的路径是实现允许民间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先把民资蛋糕做大，才能谈得上高水平的慈善。
中国新闻周刊：阻碍民有资本发展的因素都有哪些？
资中筠：政府首先应当改变对于民资的态度，并且改善法律、法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不要让少数几个官办基金会垄断慈善捐款，得用各种方法想撑破这个束缚，这对于民资发展也是促进。
龙登高：当前阻碍民资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还是比较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财富创造来源的认识，也就是所谓的“原罪论”。实质上这是一种仇富心理，这种理论认为富人进行财富积累来源于剥削和攫取剩余价值。
当前我们的人们很容易将“发财”与“剥削”“坑蒙拐骗”或者是“利用制度漏洞”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认识中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不当得利和剥削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山西的很多煤老板。但是更为根本的方式是这些企业家抓住了机遇，通过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资源配置，创造了财富。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尔・盖茨依靠剥削几个工人，他怎么可能创造这么多的财富呢？
第二是在产权上，我们对于财富特别是私有财富的保障方面，做得不够好。这应当说是个最基础的方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于责任感和慈善意愿的激发。如果我捐出来一大笔财富，很多人就会问：你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在这种产权得不到有力保障的状态下，“隐富”成了中国人最擅长的手法。这并不是修改《宪法》或者颁布《物权法》就能改变的，这是大的社会环境，牵涉到整个保护私有产权的配套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慈善机构与政府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龙登高：政府应该打破惯性，放开手脚，放活带着枷锁的民间慈善资本，给中国慈善组织的建立与运行提供好的环境。当然，民间慈善组织最好能与政府建立一种默契的协作关系，在大的方向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又能保证慈善组织的本质：即一种民间资本行为。
“拥巨富而死，死于耻辱”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富豪和慈善、富豪与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资中筠：富豪应该是有责任的。我觉得富豪最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反对腐败。你应该把自己的企业先做好，别搞假冒伪劣；第二，别做行贿政府等违法乱纪的事情，别跟“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勾结。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比如现在有些人一下子就给名牌大学捐几千万。他们不缺钱，这笔钱也不定向，这是作秀嘛。这就是锦上添花，不是雪里送炭。真正需要的贫困地区，特别需要比如说给老师增加点工资却没有人去捐。
龙登高：富豪所拥有的资产与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相对等的。
在美国流行一种意识：通过税收交给政府和通过慈善渠道交给社会是一样的。这里的社会包括高校、贫困群体、灾害救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在我们国家，调节财富分配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税收，但其实很多富豪并没有按照财富越多税收就越递进增多的原则来缴税，这也是仇富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与财富和责任应该相对等的观念是不相称的。而且，当初的财富积累目的也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无形中是对富豪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界定，这是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以基金会为主体的社会慈善模式，会是中国以后发展的方向吗？
资中筠：每个国家的国情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进行比较。美国的基金会是美国特定的土壤和物质、人文条件的产物，百年来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经过多次磨合和有关法律的改革才有今天比较健全的机制。美国基金会对内是其国家制度的支柱之一，对外则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沉默的伙伴”。德鲁克基金会的创立者、著名企业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基金会称作“第三条道路”。
对于发起者和捐赠者来说，这一事业并不亚于其前半生所从事的企业发展，甚至更为重要，意义更加深远，超越了避税和个人沽名钓誉之上。当然，精英理想与宗教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美国富人中流行一句俗语：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中国慈善组织尚处于冲破官办垄断的初始时期，前面要走的路还很远，具体的展望现在还说不准，但是独立运作必然是其大方向。
龙登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系之中，财富应当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每个公民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同。这是一个社会财富观成熟的体现，但是必须在包括遗产税在内的慈善机制完善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因此，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应当向着独立、科学的运作模式转轨。卡耐基说过：“拥巨富而死，死于耻辱”，这也许会成为中国富人把握财富的新方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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