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是俺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虽然他始终和俺同样喜欢的弗洛伊德较劲。有一次，我刚刚开始接触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有点顿悟，觉得耶稣的话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这个见解虽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神学，但当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碰巧，一个人在海淀教堂问我耶稣的事情，我就迫不及待地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来解释对耶稣的信仰，虽然我当时也是一知半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那人一听我提到马斯洛，眼睛一亮，问我是怎样知道马斯洛的。俺就告诉他，我读了一本老马写的叫作“动机与人格”的书。他兴奋地说：“那书是我翻译的”。他就是许金声，中国社科院某个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斯洛心理学专家。我立马觉得自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班门弄斧呀。俺今天又要班门弄斧一次，面对马斯洛心理学专家，也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专家。
这个帖子的缘起是俺写了一篇“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的帖子。有网友直接说是烂帖，也有比较专业，说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炸掉一个大楼确实可以增加内需，连奥巴马都是利用凯恩斯理论来拯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的。
我不太懂凯恩斯经济理论，知道的一点皮毛也是从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获得的，有一点印象就是：在经济危机中，私人商业活动萧条了，失业增加了。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政府就应该变成一个投资者，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入，人为增加商业活动。据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应用了凯恩斯理论分别来解决德国和美国的大萧条（http://blog./shengleiwu/）。希特勒式的废除货币和强迫劳动，俺实在不敢认同。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活着。强迫劳动式的全民就业比失业还可怕。）
虽然俺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一贯本着尊重常识的精神不迷信专家。俺就问一个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GDP那个数字吗？要是如此，俺有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增加GDP。政府组织人口中的一半，去挖一个巨大的坑，每天都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工程肯定需要计算GDP。同时，叫另一半人口去填这个大坑，也发工资，也计算GDP。如果这个坑的工程定价是10万亿美元，一挖一填就是20万亿美元。但一挖一添之后，一切归于白干，经济增长了吗？毛泽东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这样增加GDP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很多人相信毛泽东时代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七位，就是相信这种质量的ＧＤＰ。
现代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很纯朴的，和原始人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为了实现ＧＤＰ世界第一的强国梦想，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浸泡在马克思主义中多年，中国领导人竟然比我还快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和人类需要是直接挂钩的，这就连接了马斯洛心理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到社交需要和受到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可否认，人需要首先“栖居”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但人的需要不是“日益增长”的吗？如果你吃饱穿暖之后，就满足了，那不是和猪差不多了吗？连孟子亚圣都说了，饱暖思淫欲，显然淫欲是比饱暖更高层次的需要，是人更高的梦想。当然，最高的梦想就是自我实现，就是“成为你自己”了，嘿嘿。那些认为“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人，是把自己等同于猪了，却天天喊着说这才叫以人为本，这错得就太远了，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真正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需要层次的提升。如果我把你穿得好好的衣服扒掉，给你买一件类似的，那叫不叫经济发展了？显然没有嘛，你还是停留在满足穿这个层次上嘛，你的高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嘛。
同样的，大洪水冲毁了许多房子，经济学家非说这是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建筑工程、水泥、道路、电力的订单。本来，我明明有房子住，正想将生活提高到看看电影，读读小说这个层次的时候，突然洪水来了，房子没有了。我不得不花钱重建房子。我可怜不可怜？我还得等房子建好，才能恢复到我原先的水平，更别说我希望的看电影读书了，我的钱都花在建房上面了！那些经济学家却喜气洋洋地说“保八”有望了。我呸，什么狗屁经济学家！
这样的经济学家连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给忘掉了，还配做经济学家吗？经济不是靠剥夺人们的需要，然后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发展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我的政治成绩常常在不及格的边沿挣扎，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常识！中国的某些学者，不仅丧失了良心，也失去了常识。
那么是凯恩斯理论有问题吗？我认为不是，虽然我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社会的常态。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经济活动中的投资者。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把凯恩斯理论当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发展经济成而不是维护公正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把ＧＤＰ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与毛泽东把钢铁数量当成赶英超美的重要参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下去，中国的灾难不远了。
人家凯恩斯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无论个人还是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不会干我假想的“挖坑填坑”这样不满足任何人需要的不理性经济活动。因此，凯恩斯一定不会想到中国人会认为“炸掉一个仅１３年曾被评为优秀建筑的２２层四星酒店，为了建一个２５层的五星酒店”是一种理性行为。
那么，中国人是不理性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不能重新装修一下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这里面牵涉成本计算的问题，一定是炸掉比装修更合算。那些炸掉四星级酒店的人一定是理性的，经过严密计算他们的收益的。通过炸楼他们一定得到比他们付出的更多！虽然，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获利的，但俺相信他们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够把一个明显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变得“合理”的制度是可怕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局部的理性带来的总体的不理性？似乎，俺今天是说不完了，这个题目是越来越复杂了，嘿嘿。在一个社会中不合理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成为合理的事情。波士顿的房子可以用上百年，中国的酒店十几年就炸掉了，社会制度不同使然。
如果ＧＤＰ成了官员实现“自我实现”（升官）的手段，那么即使ＧＤＰ妨碍了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住），那么理性的、自私的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拆掉百姓的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百姓只好“理性”地做出自焚这样看上去不理性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筹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再次向大家推荐吴思写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那里描述了官员和民众之间利益（需要）的博弈。民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更不是为了国家领导人讲话可以大声一点，而是为了让不同利益的团体可以和平博弈，讨价还价，达到妥协共存。和你的敌人共处的艺术，叫做政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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