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谢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不是阿多尼斯,这个陌生的叙利亚人名字,而是鲍勃·迪伦,这个在中国拥有很高知名度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获奖瞬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了屏,不管知道他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人,都可以轻易找到评价他获奖的角度和看法,他有足够高的知名度以及足够扎实、经典的作品,满足人们参与诺奖话题的愿望。
诺奖为鲍勃·迪伦给出的颁奖词很简单,“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可以当作通用句式来对待的颁奖词,它可以应用于猫王、约翰·列侬、迈克尔·杰克逊等任何一位美国歌手的身上,只是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并且活得很久的人。鲍勃·迪伦赶上了诺奖脑门抽风,要把奖项颁给一位歌手的年份。估计鲍勃·迪伦本人此刻也在蒙圈中,想不明白为何会被诺奖看中。
对于鲍勃·迪伦获奖的诧异,来自于他的歌手身份太过突出,其实他的创作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参演过马丁·斯科塞斯等导演的电影作品,在成名初期写过一本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为自己亲笔撰写过自传《像一块滚石》……按照我们中国文艺圈的理解,鲍勃·迪伦更接近于一个文人,只不过音乐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名声。如果诺奖颁奖词能够从诗人或者文字书写者的角度撰写,鲍勃·迪伦获奖会显得更顺理成章。
在中国总有一种声音,觉得诺奖是和政治有着一定关联的,包括莫言获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但鲍勃·迪伦的获奖,除非生硬地强搭,否则是没法和政治扯上关系的。对于他那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答案在风中飘扬》,鲍勃·迪伦也曾表示过,这首被与《暴雨将至》一同成为著名反战运动主题歌,成为一种政治宣言,更多是外界赋予的。“抗议型歌手”或许只是个无法抗拒的命名,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时代需求把鲍勃·迪伦推倒了一个他也许并不愿意呆的位置上。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文化与音乐层面,而非政治层面。
有的流行巨星,会对时代赋予的政治光环甘之若饴,有的则不然,但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无形的政治寓言当中。鲍勃·迪伦当属后者,因为他并不想代表谁,但越是这样,鲍勃·迪伦的影响却越大,听众用一种想当然的热情把鲍勃·迪伦包围,有时候他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成为舟上行者。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中国的崔健有点儿相像。
2011年的时候,鲍勃·迪伦曾与北京有过一夜之缘,他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崔健、汪峰等人均到现场,有媒体用了“朝拜”这个词。在那场演唱会上,舞台布景只是一道简单的投影幕布,幕布上打着一幅简单、怪异但却具有标志性的图案,整场演出鲍勃·迪伦连一句hello都没有说,老头儿很酷地从头唱到尾,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据说是因为这场演出删掉了一两首他想唱的歌,并要求他不能在现场有什么不适宜的话说出口。谁知道呐。但没人在乎鲍勃·迪伦要不要说话,说什么话,现场观众只要听他用那沧桑的嗓子唱就足够了。70岁的老鲍勃唱满全场声音,仍然没有丝毫疲累,这种老而弥坚,本身就是让人崇拜的力量。
让人更加崇拜的,是鲍勃·迪伦作品里丰沛的诗意和饱满的情感。作为情圣的鲍勃·迪伦,比作为“抗议型歌手”有着更多的作品与故事。“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天气转凉——而我,在等着你”,这是21岁的鲍勃·迪伦给初恋女友所写诗歌中的一句。在他的自传中,写到与初恋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她的微笑能照亮一整条人潮拥挤的街道……”。他的情歌与情诗更是一绝,“如果你到北国即是旅行,那儿狂风横扫过边境,请代我向一位人儿问好,她曾是我的真爱”,“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漫步,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
鲍勃·迪伦的情歌与诗歌作品,多是娓娓道来,有着一位确定的倾诉对象,他对那个或真实或虚构的名字,反复地写进作品里,再用吟唱的方式演绎出来,那是无需声音就能感受到的真挚与浪漫,也是一个深情的浪子所能做出的最好姿态。这样的鲍勃·迪伦擅长在情感中制造身份对等的浪漫,女人对他没有崇拜,有的只是深情,义无反顾的深情和无怨无悔的深情。如果一个老男人的葬礼,可以有不同的女人出现,而这些女人都仍然对他心怀爱意的话,那么除了鲍勃·迪伦之外,不会有更多的人享有这样的待遇。
诺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把今年的奖项颁发给鲍勃·迪伦,不大可能是出于对和平发出的吁求。在当下的世界局势下,文艺界人士的发声已经远不如过去那样,可以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和平更多是政客口中用来交换利益的筹码,创作者的和平言论以及他们作品里曾经拥有的和平元素,都在与这个现实世界渐行渐远。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诺奖是出于文本的魅力和情感的美丽,而选择把奖项颁给了鲍勃·迪伦。哪怕真的如此,这个奖项也不会因此有丝毫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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