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闯荡好莱坞的华裔女星 受到中外夹击(组图)

　　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年轻的中国女子皆以黄柳霜为榜样。在不断与世俗抗争的同时，她也开始珍视自己的家庭及传统。读者会在本书中了解到，中国日渐成为黄柳霜的指路明灯，成为她价值观的导向和动力的来源。尽管出身平凡，她的多次成功表明她具有非凡的动力和对中国女子公众形象的自觉意识。与最近一位学者的说法大相径庭，我在本书中不厌其烦地指出，黄柳霜绝不仅仅是“黄皮肤的黄面孔”。

　　黄柳霜能够以导演或剧本作者往往不了解的方式来介绍中华文化，从而促进自己的演艺生涯。她通过发型、衣着、肢体动作和语言来表达中华传统。同时代人都把她看成是世界上最善于穿着的女性。

　　她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旗袍，在电影中多次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善，黄柳霜也能够在银幕上展示正面的中国女性角色了。在“二战”期间，她参演爱国影片，曾慰问美国和加拿大的盟国士兵。

　　黄柳霜的演艺生涯常常被攻击或被粗浅地理解为影视界的东方主义。我认为这些看法将黄柳霜降格为肤浅的讽刺性人物。作为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我对于将有关权力的概念和理论加诸有创造性的人物不以为然。中国人常说，人有千面。世界各地的人们对黄柳霜的演艺生涯和个人名声的看法也不免千差万别。

　　她的童年不太愉快，生活在家庭的传统世界和洛杉矶白人残酷的种族主义夹缝之间。电影——这种在她每天经过的街道上创造的新文化形式——使她得以从现实生活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在电影小试锋芒后，她成为 “中国潮女”(Chinese flapper)——反叛父母生活方式的超级摩登女郎。正如陈素真(Sucheng Chan)所说，第二代华裔子女都有此反叛倾向。柳霜实际上是第三代华人，但其家庭浓厚的传统意识使她难以在家中获取和锻炼文化适应的能力。后来，她厌倦了自己潮女的定位，开始了对自己文化之根的终身追寻。起初，她只是期盼着访问中国，在游历欧洲后，她接受了著名的京剧风格。1936年访问中国的九个月是她生命的高潮之一。带着对中国的高度认同，她回到美国，在电影和慈善活动中试图提升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并积极参与美国援华活动，反对“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冷战”把她与中国分割开来后，她致力于塑造华裔美国人身份，直至1961年去世。

　　黄柳霜很懂得自我宣传，她在很多影迷刊物和报纸上撰文讨论各类重要话题，如异族爱恋、好莱坞生活、日本侵略等。她终身未嫁，她向世人解释像她一样的华裔艺术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当时，她的恋爱机会受到偏见和人种隔阂的限制。黄柳霜对报界记者总是彬彬有礼，也不排斥学术界，1928年她接受著名学者瓦尔特· 本雅明的访谈。

　　黄柳霜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与本雅明及其他著名学者平等对话。借用当前亚裔美国研究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她超越国界，跨越大陆，寻求真知。

　　黄柳霜的家庭和日后交往的诸多亲密朋友在她的生活中都有特殊的意义。她实际上有两个家。一个是她父亲在中国的第一次婚姻，对此她知之甚少;然而，这个家庭的经历给她在美国的亲属提供了有用的帮助。黄善兴和第二任妻子李恭桃一共养育了八个孩子，七个长大成人。生活在政治和社会体制充满敌意的国家里，家庭对华人来说极其重要。像其他家庭一样，柳霜和父母姐弟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片祥和。事实上，姐姐露露曾在20世纪90年代告诉一位研究人员，她的家庭以柳霜为耻。与黄家过从甚密的邝丽莎(Lisa See)在描述自己的家庭时也认为，口口相传数十年的家族史可以揭示华裔美国人历史的很多问题。

　　黄柳霜的社交圈子并不仅限于家庭，她的朋友也是本书的重要部分。例如， 她与卡尔·范·维克滕和法尼亚·马莉诺夫(Fania Marinoff)夫妇保持了长达40多年的友情，这些都有大量私人信件为证。这些书信反映了柳霜的魅力、幽默风趣和对生活的挚爱。她在各地广交朋友，并终生设法保持联系。由于种族和阶级的桎梏，她终身未婚。但她经历过几段较长的恋情，从中寻求现实世界所允许的幸福。她把这些快乐和爱的记忆珍藏在心里，并把这些经历和感怀带入她的电影和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