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交响乐团首席乐师诺曼•卡罗尔1973年为中国同行示范演奏
“防御型”的“音乐外交”则相对柔和包容,以音乐塑造国家形象,获得他国公众的兴趣和好感,进而培植相互间的长远信任。许多苏联歌曲至今仍在中国传唱不衰,便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音乐作为苏联公共外交活动之一,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人民音乐》杂志一年时间内至少发表了17篇文章,介绍苏联的音乐文化。在1952年的“中苏友好月”中,苏联的多个文艺团体在中国旅行了20座城市,大型演出140余次,有组织听众达到2500万人以上。而具体到哪些团体、哪些歌曲来到中国,都是经过苏联政府精心挑选的。
多年以后,中国三军仪仗队到莫斯科参加胜利大阅兵,还唱起了当年老大哥教的《喀秋莎》。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音乐作为一种渗透性的文化产品,已经成了公共外交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不过国际关系中总是会有一些难以预测的东西。比如2008年2月,纽约爱乐乐团成为了第一支登上平壤的美国乐团,便是两国的一场“双簧”。朝鲜允许美国乐团来演出,多少是希望表达和解、改变外界朝鲜的偏见。但是纽约爱乐乐团离开朝鲜后的第三天,朝鲜就发表文章猛烈抨击美国“专制独裁”。
所以乐团访问,有时好像也没什么egg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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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翡,李永辉:《公共外交中的音乐媒介作用》,《学术论坛》,201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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