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相声为啥不好笑?苗阜:“顶着雷”压力大(图)

　　2002年时，政治隐喻是春晚的绝对禁忌，节目组希望赖声川把本子改得更侧重庚子之变，避开政治隐喻，于是反复修改剧本。

　　最终《谁怕贝勒爷》在23：42上场，讲的是两位相声民间艺人和一位没落贝勒爷台上台下的故事。

　　事后，赖声川对当届导演陈雨露说，“春晚的规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春晚的规则”，哪怕是经历多届春晚的导演们。陈雨露曾说，“修改赖声川的剧本有太多无奈，我根本无法左右”。

　　但在民间流传的规则里：讽刺官员不得讽刺处级以上干部这一条却在2015年春晚得到印证。《投其所好》中马丽饰演的科长是反派，而前来视察的局长形象光辉正面。《这不是我的》更是直接隐去了人物的身份。

　　“既然不了解，模糊处理是最好的，”苗阜解释道。

　　前央视副台长章壮沂曾直言：“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一些晚会导演与电视编导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过于强调相声的政治正确。”

　　模糊地处理固然保证了政治正确，却让作品中的人也跟着模糊了起来。“贪官在厕所里和蟑螂聊天，聊完再踩死，这个包袱本来很好，但铺垫太浅、埋得太深。”一位相声迷的评价说中了苗阜一直以来的担心。

　　在苗阜看来，春晚的舞台需要短时间内调动起观众的情绪，三五句把观众逗笑，是很难的，“虽然相声里也有顶门包袱，但必须是深入人心的人物和桥段才能立得住。可贪官却是离我们很远的人物，我们只能努力把包袱提前”。

　　同样在民间流传的规则里，笑声和掌声跟节目去留是直接关联的，开场观众不笑就意味着离开。

　　3. 回归讽刺

　　苗阜、王声这次把反腐相声搬上春晚，多多少少违背了相声界的“祖训”。

　　“相声有这个传统，上不碰红、下不碰黄，”苗阜解释王朔曾在回忆梁左时提到这条“祖训”，就是政治上的事儿不说，裤腰带以下的事儿不说。

　　“那这次为什么还说反腐？”

　　“反腐是今年最热的社会现象，相声本身就是讽刺现实。”苗阜和王声无数次回答这个问题，春晚那么多“大尺度”反腐相声，并非“投其所好”，“不光是说反腐，是让相声回归，要不然我们就对不起这个行业、对不起祖宗”。

　　苗阜口中相声要回归的是“讽刺”，一个远离春晚舞台很多年的“软肋”。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作为央视副台长主持过十年春晚工作，此次被网友点名表扬的《宇宙牌香烟》（1984）《五官争功》（1987）《巧立名目》（1988）全部出自洪民生的治下。

　　马季曾言，《宇宙香烟》是一个审查未通过的节目，因为香烟讲打假和政治家讲“打假”可能是同一个指导思想, 但表现的方式不同。于是就有领导讲，大春节的，大家都在高高兴兴过年，拿出这么一个讽刺性很强的节目，不大合适吧，建议拿掉。

　　在洪民生的担保下，《宇宙香烟》才总算与观众见面了，反响很强烈。但此后，讽刺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了。

　　自1989年开始，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审核、彩排流程，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那一年，梁左写的讽刺相声《特大新闻》也被搬到了元旦晚会。

　　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五审才能上春晚，被正式称为“过五关”，“这以后的相声就变了一个味儿”。

　　苗阜出道于那个相声变味儿的年代，他深知“回归”的难。

　　铁路局电力工苗阜，2002年开始混迹于西安铁路局艺术团，后来成了职业相声演员，“那时候每年的相声就是喊口号，语言类节目都有一个铁三角，胡搅蛮缠的妻子、辛苦工作的丈夫和一个通情达理的领导，十个节目八个都这样”。人微言轻的苗阜只能写这样的包袱、演这样的作品。

　　青曲社的成立或许是个转折，2007年，苗阜、王声和七八个志同道合者自立门户，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登上春晚舞台。

　　如今，青曲社相声演员苗阜还是西安铁路局艺术团语言类节目负责人，“现在是我们反过去带着陕西在变”，铁三角终于被苗阜想要的相声取代。

　　“只有把他们熬退休了，我们才能翻篇，”说着，苗阜放肆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