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我突然发现理解了那个女演员。也许在她心里,我是一个靠脸蛋成名的空架子。到今天为止,假如一个没实力但人气很旺的明星,在我面前“得瑟”,我依然很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发愤图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喜欢挖掘人身上的闪光点,李宇春身上就有。
拍《龙门飞甲》,她一来就拍沙漠的戏,很冷很苦,这孩子一句话不说,认认真真地拍。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这还真不是一个不珍惜机会的人。有一天我们拍大场面,宇春晕倒了,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酷地说:“我没事!”
在明星的光环下,我想,最大的考验就是荣辱。
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正因为够不到,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奇,每一个人都想摘。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其实我就是一颗石头。
有一天,我在外面谈事情,一个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想和我拍照,我客气地说“现在不方便”。那个人一转身,嘟囔了一句:“哼!不就是个戏子吗?牛什么牛!”我站起来冲他喊:“你说什么?!”但那个人没有回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跟“戏子”这两个字过不去的。
为了对抗这个有侮辱性的称谓,我拼命地看书、学习。后来我尝试着去思考,我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当我强大的时候,我就能承受任何人对我的侮辱谩骂。同时我也看清了,对方骂你,正是他内心自卑的表现,当他不能战胜你时,就用赤裸裸的、刻意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来挫伤你。
我用了10年的时间和演戏这件事“和解”。
《画皮》(电影版 电视版) 之后8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忽然发现,我从来就没有热爱过表演。同时我脑中再次跳出这句话:命运既然把我带到了这条轨道上,我应该去接受它。从我出道以来,一直在演主角,从未体会过配角的状态。我要去尝试,去探究。《让子弹飞》里的角色是我自己“争取”到的。有一天我问姜文:“我这样的偶像演员你敢用吗?”把姜文吓了一跳:“这么小的角色你来吗?”
小时候面对媒体开不得玩笑,特别尖锐,那是一种貌似强悍的自我保护。现在会主动讲自己的缺点。比如人家问我:“跟个子高的女演员拍戏,怎么办?”“踮跟呗。”
2010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东申童画”。从那一天起,我真正从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有一天我发现了,我长大了,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成为了小时候希望出现的保护我的那个人。
有一次,我们去香港给徐克的太太过生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都到了,我能看见他们对老爷(徐克)的尊敬。我知道,这需要岁月来积累。那一天周迅也去了,我和小迅说:“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这样。”
很多人都告诉我,生活应该怎么过,抽什么牌子的雪茄,喝什么牌子的香槟和红酒,我听不进去的。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花一千块喝一支香槟,花一万块买一支红酒,疯了吧?也许在一些“贵族”阶层看来我是个没有品位的人,洗澡的时候还是会随手关水,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是会随手关灯,没有吃完的东西还是会打包回去。
我曾经以为,这种“节约”的观念是因为过去贫穷的缘故,或者19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有一种危患意识,但直到开始在西藏行走,不断观察自己,才明白,在更高的意义上,我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约束行为。
走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明星的本质,也认清了名利的虚妄。既然我现在拥有这个“光环”,不如用它去成就一些好的事情。
“行走的力量”去年第一年做,花了10个月。这次我又一年没拍戏,全部时间在做。这个抽象的东西很慢,我都有点着急了。这次行走的过程里,我在思索行走这个方式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或者当下社会。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拍戏多赚一点钱,让我更有名一点,有可能我上杂志了,更有影响力的时候,再来推广“行走的力量”?但是最后我发现,可以两手,因为我是个贪婪的人。
我很好胜,但不是说我要拿第一名,而是我要认可我自己。我不服的不是输,是明明我能做到,但我没有坚持做到。
以前三里屯有一个老董,酒馆里的一个台湾人,会算紫微斗数。那时候我还很小,二兮兮地跑过去算,他算了一个星期,送我4个字:破屋重筑。破烂的屋重筑。你想想这4个字,太像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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