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关之后,寺庙也是俗世。僧人们过去见面相互顶礼,火风去了之后带动他们先拥抱,再顶礼。寺庙的经堂里开法会,热闹非常。喇嘛们一人带点吃的,念经之后会餐,“非常欢喜的”。有喇嘛演小品,模仿小商小贩怎么卖羊卖牛,有喇嘛讲藏族相声,还有比力气、摔跤的,火风就给大伙儿唱歌,抱一抱那个抱一抱,“你老是想的那个(寺庙生活)好像很崇高、很严肃、很庄严,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里面,真的兄弟。”
除了闭关,火风在藏区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寻访那些和他师父一样的常年闭关者,并用影像记录下他们的修行。这是他弘法的方式,也只有他能做—在搞摄影的人中,只有凭着活佛身份的他能接触到这群不愿被打扰清修的人;在能和闭关者沟通的人里,只有摄影技术一流的他能在幽暗的闭关室里完成拍摄。“我想把这些人记录下来,若干年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每一位闭关者都给他上了一课。他跟塔尔寺的唐让嘉瓦活佛踩着铺满尖锐石头的山路,试图寻找一位闭关53年、叫吉姆的老阿尼。从天不亮上山,一直找到太阳又沉了下去,见了面之后火风饿了,两眼盯着吉姆炕头碎玻璃瓶里的辣椒酱,吉姆从装牛粪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块馒头,稍有洁癖的火风愣了一下,接过馒头,一边蘸辣椒酱一边吃起来,“我突然一想她肯定也是这么吃的”。吉姆笑了,从炕上挪啊挪,挪到他身边,照着他的胸口连拍三下,“这个里面干净什么都干净了。”像吉姆这样毕生清修的闭关者并不少,有人在同一块板子上磕了230万个长头,有人发愿为了天下众生闭关已85年,头发有4米多长……火风把他们一一用徕卡相机记录成影像,2009年朋友画儿帮他策划了《觉悟者》系列摄影展。21张闭关者的照片和一些他们的器物—磕长头用的板子,加持了亿遍经文的念珠,4米多长的头发中的一缕—挂在被经幡和喇嘛红装饰的展厅里,200多平方米的房间挤进了五六百人,有人在现场磕起了长头,对着照片顶礼膜拜,更多的人则默默祈祷念经。不对外展出的时候,火风就溜到画廊里,盘腿坐在展厅的中央,一个人静静地看着这些闭关者。
红尘依然有牵挂。儿子霍尊2012年参加选秀比赛出道,临了淘汰赛联系火风,想让他去现场。刚闭关出来的他看到短信,下山后连开5天车到昆明,坐飞机奔上海,坐在演播厅二楼的VIP室看儿子唱歌哇哇哭。父子俩在宾馆聊天,霍尊一句“老爸今晚我跟你睡”又惹得他躲进厕所,开着淋浴头飙泪。霍尊唱《卷珠帘》红了,他乐意当个陪衬,配合儿子上各种节目表演。伴奏一响,脖子上挂着天珠的火风依然可以双手做弹吉他状,一嗓子吼开,“我的家乡大东北,一马平川三江水。”
父母健在,有老婆孩子要养,火风没法像自己的师父一般“躲进庙里成一统”。快40岁的时候寺庙才找到他,也已经不可能规定他必须要做一个怎样的活佛,对他来说,寺庙也有人间烟火,红尘亦可自在修行。他该闭关闭关,该表演表演,该狂笑歌哭,该平心静气,一切皆是欢喜,“佛法是让你越修越欢喜,你越修越高兴这才是佛法,你欢乐了天就乐了…… 你这边越修越穷,越修越蔫巴,谁还敢修佛了?”
如今,云南大理的家是他寺庙与红尘的中转站。师父年龄越来越大了,他每年固定时间回寺庙闭关,要看见师父才安心。家里父母打来电话说梦见他了,第二天立马就飞过去。一同闭关的有人成了堪布,有人成了老师,但对他来说都是兄弟,每一年见面时大家把拎去的饮料和豆腐干往桌上一放,互相嘘寒问暖。他觉得自己这个活佛当得并不称职,没有足够担当起一个活佛对藏民的职责,所以从来不以此自居,只是偶尔借着身份“劝人家家庭和睦”。
搞娱乐的朋友们原来喜欢叫他“活佛”、“仁波切”,跑来找他开光、算命的也有,他哭笑不得,该拒则拒,多是将佛法讲得浅显易懂,帮朋友调解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后来大家慢慢改口叫“佛爷”,他舒服了些,“以前都是火爷火爷,(现在是)佛爷佛爷,反正差不多。”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修行者,人的躯体是座房子,心中恒定有佛就修成了庙,“不是活佛两个字可以代替的,也不是仁波切三个字可以代替的”,他还在修自己的庙。
有一天师父问他怎么看待自己,他说,我就是火风,我就是Melong(“火风”两字藏语音译),我就是我自己。
师父拍拍他脑袋,学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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