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房祖名。成龙一贯的大哥做派,以及2008年之后对权力的极力靠近与谄媚早已让一些人深恶痛绝。如今,人们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把对于他的怒气倾注到了房祖名身上。张默也是如此,几年前,他首次被爆出使用大麻。张国立迅速出面以一副划清界限的嘴脸,用坚定的感叹号支持警方做法。不沾边的冯小刚还以叔叔的名分出面道歉。对于已经成年,且在演艺路上一直极力避开父辈荫蔽的张默来说真是一场灾难。
成年人使用药品是自由选择。你有权利去健身房雕刻自己的身体,你就同样有权利毁坏自己的身体,只要你不强迫别人这样去做。并且你自己承担后果——健康方面的以及法律风险的。
公众、权力与媒体,对于这些吸毒者的态度,更多的是消费、打入另册和道德审判,唯独缺乏最基本的对于人格的尊重。这是这次群星涉毒新闻之后流露出的最悲剧性的时代病灶。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吸毒者,我们就处于怎样的文明等级上。逼迫在私人party上飞了几片叶子的年轻人公开悔罪,这算是哪种形态的文明呢?
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个演出行业协会迅速落井下石地发出了不雇佣涉毒艺人的“倡议”,这封不具备效力的、占领道德高地的单方面休书很快被证明与法律冲突,禁毒法都明确表示戒毒人员在就业权上不受歧视。他们却想用这样的行动表明自己的高洁。
演出行业协会的这种行为毫无善意,且彻底将这些年轻人“罪人化”。他们将这些吸毒的年轻人演化成了“堕落共同体”,并置于“社会鄙视链”的最末端,可能地位仅仅高于嫖了变性人的黄海波。
浇冰之下的道德绑架的老路
另一场狂欢发生在另一个圈子中。相比于吸毒,他们的行为显得高尚、时髦且国际化。
一群中国土鳖IT工作者把一桶桶冰块浇向了自己。这群人用这种看似显露精神疾患征兆的行为,完成了一次想象中的自我国际化。不知道在此之前,这些人中有多少听说过“渐冻症”。这是一种在中国没有统计数据,在西方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五的疾病。而突然之间,这些尚未褪去山寨色彩的IT大腕就好像能与这种罕见病患者感同身受。
实际上,像公众对于明星吸毒的态度一样。公众的关注点早就游离了原本该聚焦的慈善。普通人关注这群人,只不过是对于其行为本身的窥探,底层屌丝看着一群有钱人诡异地自毁形象并散发钱财。
这个“冰桶游戏”在中国大陆能够迅速传递是有传播学原因的。
首先,它具备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肃的慈善内核,又吸取了孩童化的表演方式。这群身价不菲的公众人物用湿身和自黑的手段表现出自己感性化的一面,既卖萌又庄严,有着这个时代特有的赢家通吃的色彩。更何况,在女明星接招之后,它更具备了某种情色意味。
这是个天然的舞台。这场游戏既保证了完美的政治正确又柔化了这群人的固化形象,更美妙的是,游戏所崇尚的还不是ren quan与信息自由这类“危险”概念,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无关。既符合国际化标配又能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完美落地。如此一举多得的行动,他们的团队如果错过,那是不可饶恕的。
而在王思聪捐款一百万之后,公众的注意力从单纯地看待富人耍宝又一次落回到道德绑架的老路。开始有人在网上盯梢,看着接棒者到底捐出多少钱。一个充满当代色彩和互联网时代特征的游戏彻底变成了一场颇具中国现实特色的狗血剧。
这种游戏的直接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变味的。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中国与这场游戏的发源地都有太多不同。
在中国互联网信息高墙林立的时候,一群中关村城乡结合部出身的中国互联网创业者,通过一桶冰块的刺激,幻想着自己就站在硅谷的中心。在他们心里,那一瞬间,可能世界真的是平的。他们活在一种幻想与象征之中,似乎参与了这个游戏,自己就与硅谷无缝对接。
但高墙仍在。公众仍只乐于八卦每个人捐了多少钱和女明星的湿身照。它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抽离了原本目的的表演,沦为公司和明星自我炒作的桥段。
无论冰毒还是冰桶,在这一周的狂欢之下,都演变成了一地鸡毛。所有喧嚣都留在了消费主义和道德指摘的层面,从未向更有质量的方向进化。狂欢也就只是狂欢,一场结束,等待下一场的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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