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价值观不清晰 学外语来赚钱 曾想做外交官

　　展江说，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一个现象，便是在国际上能说会道的比较容易受到认可。他举了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中国传媒学者为例，“在中文世界里迎合政府，在英语世界里迎合西方，只要你有这个忽悠的胆量，利用空间差、语言差、观念差，就能混得好。”不过，他认为，和那位学者相比，芮成钢“其实不复杂”，“他不太政治，价值观不清晰。”

　　许知远和展江的看法相近，“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很奇怪的存在，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出来，语言非常好，也很聪明，会给他们非常深的印象，而全世界都需要和中国打交道，他们也需要在CCTV推荐他们的大学、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内心层面他们怎么看，但交流有好几重，在某个层面大家都是marketing（营销）吧。”

　　那么，芮成钢关于国家，特别是，关于体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仍然不愿意多谈。5年前，他用了“我们要有耐心”这样漂亮的字眼，现在，他说，我们传播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给外国人看中国光鲜的一面，然后他灵巧地转换了话题的内核——“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我问他，和白岩松那一代央视人相比，你的公共发言似乎很少纠结，很少沉重。他反问我：他们是那样吗？停顿了一下，开始解释：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他/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他/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

　　“政要的采访，外交部也都会出面，”芮成钢在财经频道的一位同事说，“除了把控整个外交礼仪流程，也有对口径的把控，涉及到政界人物，采访提纲也会给外交部新闻司看，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意见。其实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外交部现在也很开放，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也都是善意的。而从经济学理论看，找到一个博弈平衡点，未必不好。”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彭凯雷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芮成钢提问奥巴马，是“央视启动国际化战略的尖峰时刻”，也是“‘经济中国’征战国际话语权的经典的一刻”，“人人都是外交家！”他兴奋地总结。事实上，芮成钢的节目也的确好几次获得外交部的表扬。“我很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放在这样一个（向国外解释中国的）位置上，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说。

　　不过，不管是彭还是芮，恐怕也都没法回避批评者的诘问：“这个国家自己内部的对话都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着急发出自己的声音干什么呢？”

　　微博时代的记者

　　芮成钢的批评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级推销员”，时时刻刻都在推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外表喧闹，内在空洞，需要用各种大名字来填补自己，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一位22岁的大学生说，芮成钢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思想价值承接60后，代表70后，统领80后，激发90后。比如他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看法，对奢侈品炫富的看法等等，他聊过的很多话题都是其他媒体记者很少提及的。”另一位21岁的大学生则认为他观点独特，问题犀利，说话不拖泥带水，“他传递着外国文化，传承着中华文明，在如今浮躁的社会，带给了人们一丝平和的气息。”

　　“一个记者到底应该出色在什么地方呢？”芮成钢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我说，“他的采访，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体语言、他的姿态，比如他采访时翘起二郎腿，显得轻松随意的样子，这反而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国崛起时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视给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视的体制也决定了，他很难讨论那些最关键的问题，”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安替说，“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话语意义的，不是新闻意义的。而新闻本身是观点的对抗。”

　　但安替随即感叹，微博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飘移，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是没有观点的人了，现在，最有名的记者必须是最有观点、最有姿态的记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时代也就这样了，那些批评芮成钢的人也在微博时代纷纷博出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博客时代，一个是微博时代，但真的有区别吗？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时代或许真的不一样了，而今人人都是记者，记者却越来越不像记者，人们不再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阅读他们的观点、情绪、行为——看得见的行为。扎实的报道、优美的文字，还有富有逻辑的思辨，正让位于焦急的只言片语——如果人们认为那些言之凿凿的简单判断和段子就是整个世界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费功夫去啃那些冗长的文章呢？低调和默默无闻也已不是美德，一个个的@，构成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们好像只有在与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动里才能找到自我——却恰恰能够成功。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看，麦克卢汉的预言好像到了今天才真正实现：媒介即信息，形式本身成了内容，传播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传播本身，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姿态胜利了。

　　芮成钢自己也在批评这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信息透明，最坏是因为人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考能力这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些东西的缺失会导致很多谣言，谁随便编个谣言居然也能让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这些东西。” 不过，他似乎还是很享受眼下的状态，认为累积在他身上的非议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觉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说事，还有人，“你不论怎么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很显然，他也并非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当我偶然提到自己之前做了一些外围采访时，他追问了好几次，“你采访了谁？你还采访了谁？”

　　我问芮成钢，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是怎么理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又问他，从早期实用主义的引用，到后来更多的理解，你怎么看这个“去工具化”的过程？“什么是‘去工具化’？”他反问。

　　“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每天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种姿态，”许知远说，“当一个人没有内在价值的时候，他是必须依靠群体来活的。被巨大的权力和人群所迷惑，是人天然的弱点。对我来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亲近，要看他有没有自省能力，人是要和自己所处的困境打交道、是要反抗你所处的这种境地的。”

　　外交学院的烙印

　　芮成钢是外交学院英语系1995级学生，当时英语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个班，两个外交班，一个国际经济班，一个侨领班，芮成钢就读于国际经济班。芮的一位同学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样，而且还是高三……校内活动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上自习，基本上，大学生活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慢慢地学习语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谁上自习的时间少了，会有愧疚感。”她和芮成钢打交道并不算多，“他在校外好像活动多一些，也会有接待的任务。我只能说，他确实挺有才的，外语确实好。”

　　芮成钢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他相信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博雅教育）。他高中毕业时，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可悲的是，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按照很功利的方式在生活，没有释放天性，找到自我。”到了外交学院，那里状元很多，但“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氛围，部委的氛围很浓，有些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就去当参赞了。很不一样的大学。”

　　同学之间有时也是如此。芮的另一位同学贾森（化名）记得，以前同学之间吵架，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恐吓对方：“你还想不想留京了？”“外交学院有二十多栋楼，但只有3栋楼和学生有关，校园生活就是在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之间穿行，这里更像是一个机关大院。因为老师也多是外交部系统的官员，所以这里的文化也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贾森后来选择了出国，但外交学院的训练还是在他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在课堂上讨论台湾问题，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三句话，那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种训练的痕迹抹掉。

　　在国内上学时，贾森听人讲过一个说法——“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95%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那5%，等到别人问他“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你是怎么认为的？）”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应激反应出来的标准答案，大脑一片空白，才意识到，原来，他其实就是那95%啊。